◎ 陳儀深
戒嚴時代流亡在外的台獨運動者把台灣和中華民國切割，主張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推翻中華民國政府，是天公地道；但解嚴之後尤其九0年代歷經民主化，獨盟和民進黨都「轉型」採取已經獨立說。今逢聯合國變故六十周年，吾人可以藉著1971年聯合國（美國）如何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危機的程度，思考台灣與中華民國的辯證關係，這項功課當然有助於理解現狀以及未來出路的選項。這正是10月22-23日台灣教授協會舉辦「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研討會」的主要用意。
美國在因應國際環境變動、調整對中國政策的過程中，必須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的現實，但是企圖保住中華民國席次的「雙重代表權案」，至遲在1971年3月9日，由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布朗（Winthrop G. Brown）來台北向外交部次長楊西崑說，美國相信「在下屆聯合國大會中，…一個雙重代表權的模式，將是保障中華民國地位的最佳辦法。」4月23日尼克森總統派遣墨菲（Robert D. Murphy）大使做為私人代表，在台北的孫逸仙紀念館與蔣介石總統晤談，也是建議以「雙重代表權案」來取代重要問題案。蔣介石則面告墨菲大使：只要中華民國政府能繼續維持其安理會席次，任何美方欲維護中華民國政府之聯合國席位的構想都可以接受。
偏偏，美國在尋求友邦支持的過程中，發現不提安理會席次的簡單雙重代表權案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8月2日國務卿羅吉思正式發表的對策就是要把安理會席次給北京的「複雜雙重代表權案」。9月3日羅吉斯即又正式通知周書楷，為了取得最低限度可接受聯署國，美國已經決定進行聯署「複雜雙重代表權案」，要求中華民國的諒解與繼續合作。此後我們看到的都是中華民國方面「堅決反對」任何將安理會席位畀予中共的方案。
可見，蔣介石政府也曾經痛苦地接受「兩個中國」並存聯合國的選項，只是吞不下北京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現實，最後才「漢賊不兩立」演出「退會」的一幕。在美國方面的盤算，四月先由國務院發言人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據季辛吉的說法是要作為雙重代表權的法律根據，如果成功不啻將台澎和中華民國合為一體，而結果畢竟失敗於是台澎地位繼續「未定」。不過，當中華民國被聯合國宣告不再代表中國，如果它能轉而自己宣告只代表台澎，世界對它的友善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從這個角度看，馬英九的一中各表、模糊主權範圍卻要與對方「互不承認主權」，比1971年的蔣介石還脫離現實、還不負責任；蔡英文在「已經獨立說」的前提下，說中華民國是台灣，至少界定了主權範圍，應該不只是選戰考量，而且有歷史警覺的一面。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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