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軒磊
霧社事件為歷史公案，在史實還有討論空間；但筆者試圖解釋，電影「賽德克巴萊」作為藝術作品，在現今思想上的意義。
往昔討論霧社事件，多半集中於「暴政／反抗觀點」：日本政府對原住民族群的剝削與鎮壓，成為莫那魯道的反抗動機。在這種構圖下，邪惡殖民政府與莫那魯道追求自由的勇氣成為對比，甚至被放在整體「台灣人民抗日」的延長線上。
另有一說稍有不同：是基於「現代化／傳統價值」的文明衝突，甚至強調霧社事件的引爆點是「語言不通的酒席誤會」。這樣的說法，稍稍緩解了原、日孰對孰錯的爭議，而是因為雙方都堅守自己的價值，所以衝突也勢必會發生。
魏德聖導演從不同的角度詮釋這個事件，其靈感來自邱若龍《霧社事件》一書，強調起源於信仰，這個事件的基軸並非「抗日」，而是「出草」。只有出草，才能安慰祖靈。莫那魯道的思維，是沒有來生的現代文明所無法想像的，「要到彩虹的另一端」。也就是說，魏導的詮釋是：霧社事件動機並非出於支持或反抗某一政權，而是超越政治，為了來生的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
這種思想，抓住了台灣現今社會的集體焦慮。因為台灣常處於歷史上諸強權交會之處，島上人民基於某種利益，選擇與某強權或妥協或反抗。但利益終有風險，而且也常由少數菁英所獲，因此對於台灣大眾而言，主體性焦慮，也就是成為「真正自己」的願望始終存在。或許魏導所提及之「本片對台灣人心理治療」，意義在此。
值此影片熱門之際，期待有志之士願意跳脫「反抗／妥協」的觀點，提供超越性的政治論述，能夠了解甚至安慰人民的真正心理需要，讓全體社會能成為「賽德克巴萊」。（作者為台灣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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