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李前總統所涉及的國安密帳案，特偵組在偵查終結後，以貪污治罪條例的侵占公用財物罪起訴。此一舉措，不管有無政治力介入，單從起訴內容觀察，恐又是一樁濫權追訴。
此案源於一九九三年金援南非，以奉天專案的資金為支付，再由國安局每年預算的結餘來為墊補的案子。以當時的時空背景，由於事涉外交的機密性，不僅難以監督，更成為有心者欲侵吞的對象，但只要掌握執政資源，也難以被察覺。所以此案的爆發要等到二○○○年，國民黨垮台之後，因國安局的劉冠軍上校捲款潛逃，才使案件曝光。
而此案從爆發至今，早已過了十年，在這期間，若證據充分，理當儘快起訴，以免使證據隨時間流逝而消失。但特偵組卻於現今，才又重啟調查，且僅傳喚被告一次，即為終結，不僅草率，更未給予被告合理且相當的辯解機會，侵害其防禦權。更何況，在經過如此長的時間下，相關證物可能早已流失，證人的記憶也會逐漸喪失；且若真有其事，也難保相關人等不會相互勾串與湮滅證據，如何能為定罪？
退一步言，若特偵組真的掌握新事證，且足以起訴李前總統並為定罪，也必須在起訴書內，詳加說明。惟觀起訴內容，針對李前總統是否有下令或指示不法挪用國安基金，如此重要且關鍵的部分，竟然僅以「奉天專案基金非總統同意與指示，無人能予以動用」、「事先未得總統同意、他人焉敢動用」等語，並以共犯所提供的備忘錄，如此薄弱的片面證據，來為有罪論證的理由。更難想像的是，檢方仍可以如此粗糙且充滿臆測的推斷，來斥責被告於犯行之後，毫無悔意，而盡為卸責之詞。惟若被告無為不法，何來悔意？更何況，不自證己罪權乃被告之權利，自我辯護，何錯之有？
如果檢方對於卸任總統的訴追，都可以忽視程序正義，甚且教唆偽證，或恣意地為犯罪推斷，目的只為入人於罪，則很難想像，一般平民百姓，檢察官將會如何對待？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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