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宜蘭地院陳姓法官，在審理一起性侵案件時，不僅未通知社工陪同出庭，且不讓被害人母親在法庭表達意見，甚而追問被害人遭性侵的過程，而逼使其心生自殺的念頭。如此行徑，司法院人審會竟以口頭警告了事，搖搖欲墜的司法威信，再次遭重擊。
在性侵害的案件裡，最重要的證據，當然在於行為人的體液，尤其是精液樣本，但由於性侵害案件的隱密性，往往無法由警察機關所主動探知，而必須藉由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檢舉，若再考量被害婦女所可能經歷的創傷後症候群，而面臨是否報案的痛苦抉擇時，欲在第一時間掌握證據，就有其困難。也因此，被害人的供述往往成為性侵害案件審理時，最重要且可能是唯一的證據。
為了防止被害人出庭接受詰問，而對其造成二次傷害，現行的性侵害防治法早已規定有多種的保護措施，不管在偵查或審判中，被害人的家屬或社工人員皆得在場陪同，並陳述意見，若為未成年人，地方主管機關甚至須派社工人員為陪同。同時，為了避免被害人直接面對被告，法院在審理時，可以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而法官對於可能造成被害人二次傷害的詰問，如被害人過往的性經驗，都必須嚴格禁止，甚而在被害人的身心狀況無法為完整陳述時，法院可不傳喚被害人出庭，而直接以其於警局的筆錄為證據。凡此規定，其目的就是在防止被害人二次受害。
不過在陳姓法官審理此案時，不僅未通知社工人員到場，也不讓被害者的父母到場或陳述意見，甚而逼問被害人遭性侵的細節，如此荒誕不經的行徑，不僅使審判重心從被告轉向被害人，而形同是對被害女性的懲罰，更視法律於無物，已是嚴重的枉法審判，非口頭警告可了事。
甫通過的法官法，特設立評鑑委員會，期能建立客觀公正的法官淘汰機制，惟其組成，檢辯代表四人、律師三人，但關於四名公正人士，竟是由司法院為遴選，司法院長得直接、間接影響者竟達八人之多，何能期待公正？而如此的機制，竟被拿來當成是司改的里程碑，既可笑、又可悲。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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