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嵩立
定期投票選舉只是最陽春的民主運作。人權觀念有助於民主的深化；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政府重要政策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政府的施政，從政策方向、決策過程、政策執行，都牽涉眾多人民的權益。一個民主的政府，在上述過程必須透明、公開，並建立機制，以拓展人民表達和參與的機會。政策執行之後，更需要針對該政策的執行成效，進行評估：對哪些人有所貢獻，造成哪些人的權益損失，提出完整的說明。如果錯誤的政策造成對人權不正當的傷害，那麼決策和執行單位就要負責。負責的方式，包括道歉、下台、復原、賠償、負責部門的懲處等。不肯自行負責的政府，只能採取政治究責的方式，等下次選舉把它拉下台，但這是不成熟的民主國家所採取的運作方式，極端缺乏效率。
從馬政府的作為看來，國民黨對於民主始終抱持著表淺的支持態度，亦即，只想維持形式上的選舉，對於課責性則避之唯恐不及。以最近的例子來說，江國慶被刑求冤死，可說是政府對人權最極致的侵犯，居然以一個無法取信於人的說詞，就免除了所有迫害者的責任。這是國民黨迴避課責性最清楚的事例。遠一點的說，全國五分之一的家戶入不敷出、青年購屋無望、金融政策導致卡債族難以更生、台灣逐漸失去原創性和競爭力、台灣本土語言遭到長期歧視幾乎難以為繼，所有這些錯誤政策所導致的嚴重後果，我們都看不到政府要如何負責。
永遠向前看，忘記政府的過錯，再給政府逐步改進的空間，這些都是政府愛用的詞語。這些說法，正好與課責性的概念背道而馳；其結果就是讓政府更加剛愎自用、膽大妄為。廣開人民參與之門、定期詳細向人民報告政策得失、嚴格要求官員／部門負責，才是民主的開端。
馬先生對課責性的迴避態度，正好可以說明他對中國六四事件所發表的聲明為何如此軟弱；對於民主機制著力之淺薄，無疑是馬政府終極的限制。
（作者現任國立陽明大學公衛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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