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冠廷
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二十二週年，由台灣數所大學學生組成的跨校「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聯合工作小組」，當晚在自由廣場舉辦追悼晚會，大約五百人到場，共同為六四天安門事件默哀。儘管王丹教授仍認為，台灣年輕人對於中國人權及六四問題關心不足，但很明顯地，今年追悼晚會大部份的參與者為年輕人，而且是近年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去關懷中國人權，代表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人權是普世價值。然而，台灣大多數人雖然認同民主、人權為普世價值，但年輕人對於「轉型正義」落實的渴望並不強烈，這對於台灣的民主鞏固實為隱憂。
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曾多次表達對台灣轉型正義的看法，針對受害者部分，李登輝執政時期廣設二二八事件紀念碑和補償受害者，陸續成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和「戒嚴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來處理補償事宜，補償金額每人總共可獲得最多不超過新台幣六百萬。相較之下，年平均國民所得約為台灣三分之一的阿根廷，對喪生者的補償超過新台幣七百萬元。而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黨政府依叛亂罪沒收的財產，因法條限制，至今仍無法有任何補償。
台灣「轉型正義」過程，最弔詭的地方是知道受害者是誰，但是卻不想了解及追查加害者為何人。目前從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申請賠償，並且得到賠償的資料中，可以確定至少有一萬多人受害。雖然二○○六年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已經明確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但除此之外，我們卻不知道還有哪些人應該對至少上萬件的政治迫害、人權侵害事件負責？
學者莊國榮曾說過，他在德國唸書時，有一次到郊區Dachau的納粹集中營參觀，遇到德國的老師帶著學生正在參訪；這在德國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有助於讓下一代記取教訓。
對照德國社會對納粹的反思，我們台灣卻選擇對威權漠視。六四追悼晚會後，看著母校政大後山的「蔣公銅像」仍然屹立不搖，我不免為台灣民主的未來擔憂了起來。
（作者為媒體工作者，政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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