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維幸
台北地院判決陳水扁總統 「柔性政變」說妨害連宋名譽。其最大的理由是 「總統」是機關，不得享有言論自由。
但是，總統固然是一種制度，一個機關，它也必須由人來做。機關不會做事；只有總統做為一個人才會做事。 總統做為一種制度，當然不會說話；只有總統做為一個人才會說話。因此，問題是總統做為 「人民」有沒有言論自由，不是 「機關」有沒有言論自由。這在邏輯上有什麼法官所說的「同一性論據」矛盾？
把總統當為制度來分析，原本無可厚非。但是，機關說原本是德日學者為分析方便的學說。將其抽象地亂套，不出笑話也難。
政治辯論不是靜態的制度分析，而是活生生的政治角色的互應與角力。就像司法審判不是做為一個機關來採證與判決，必然也是法官做為一個人在審判。一個著名的英國老判例，生動地記述律師趕到坐在已經啟動的火車的法官面前要求一個裁決，而法官也如其所請簽字裁定。又有好爬山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在山頂上接受上氣不接下氣趕來的律師申請裁決的例子。法院在那裡？機關在那裡？法院這個機關不在法院大廈裡，而在法官這個人本身。同理，機關雖無語，總統有話說。
當然，總統言論也許不應享有絕對的豁免權；「柔性政變」 是不是「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都可以商量討論。但是認定總統絕對沒有就「公眾人物」及「公共事務」批評的權利，而且要自證所言為實。不僅與國人耳熟能詳的美國最高法院的「蘇利文」案 （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或「好色客」案 （Hustler Magazine v. Falwell）判若天壤 （「真實惡意」），連我們自己大法官會議釋字五○九號，不得被告自證無辜的精神都違反了。
問題的癥結在我們到底要有多寬的政治辯論尺度。依我看來，政治人物原都有對抹黑的高度自衛和忍受能力。對公共事務的言論限制，到頭來只會限制了選民政治判斷的信息。不當的政治言論的制裁是選民的政治制裁，不是法官的法律去勢。
（作者為世新大學法學教授、 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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