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刑求逼供，害死一條年輕生命的「狗官」，在真相大白後，竟然沒有法律條文可以制裁他們，因此沒有一個人被起訴，而且他們早已享盡榮華富貴，因此輿論批判「無職可撤、無職可降、無俸可降」，甚至退休俸都無法追回。
無救濟之管道，不是一個宣稱尊重人權的國家應該存在的現象。江國慶冤死案，並非發生在白色恐怖年代，軍法人員卻能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死，而缺乏對當事人適當的法律保障，可見在民主化過程中，軍方是一個最難改革的封閉系統。
當司法不足以救濟時，就必須要有一個強烈的道德、輿論的力量作最終的仲裁，讓犯下錯誤的人，縱能倖免法律的制裁，仍無法逃掉良心的苛責，終生必須生活在懺悔之中，以求精神的救贖。
但是，台灣不但法律不完備，連道德、輿論的撻伐，只要犯錯者沒有羞恥心，不予理會，好日子我自過之，就完全無法發揮懲罰的效果。江案要是發生在日本，那些刑求逼供者恐怕早就切腹自殺向死者謝罪了，哪像台灣這些「狗官」，還在推卸責任，沒有人願意認錯。
民眾疑惑的是，這些「狗官」縱然可免於刑事的追訴，難道民事也不能追究嗎？江國慶案可以爭取國家賠償，難道就不能對陳肇敏、李天羽等人提出告訴，要求民事賠償？如果能讓這些人拿出幾千萬來賠償，以後的為官者，就不敢作威作福，罔顧人權，草菅人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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