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君愷
去年，由於接連發生幾起法官輕判性侵幼童被告的案例，而這些法官的認知嚴重違反一般人的常識；於是，臉書網友發起「開除恐龍法官」的活動，獲得約三十萬人連署，更引發數萬人上街抗議的「白玫瑰運動」。
隨著民主化的進展，社會各界不斷呼籲司法改革，《法官法》的制定，似乎成為解決司法沉痾的一帖良方。但年初立法院一讀通過的《法官法》，由於將法官的評鑑，置於司法院的內部體系中，而被民間司改團體批評為「恐龍法官法」。不僅如此，日前竟然還出現了將「關說」認為是「人之常情」的恐龍大法官提名人！司法改革之路，令人深憂。
在民主社會中，原本就不應該存在任何一種完全不受節制的權力；況且，根據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原則，欲由司法體系內部機制來評鑑與淘汰不適任法官，無異是緣木求魚。因此，由外部機制加以監督，方為良策。
依據民主國家的原理，司法人員之起訴、審判等職務，係由公民授權而行使。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九八三年，謝長廷律師即曾呼籲應建立「主權在民的法律觀」；甚至早在一九三○年代初，台灣民眾黨修訂其綱領與政策時，更已有實施陪審制度的主張。因此，公民陪審團的設立，不失為一可行的解決途徑。
然而，陪審制度的實施，事關重大，且有待克服的問題甚眾，難以遽然行之。折衷之法，建議將陪審制度限定於僅針對檢察官或法官等公務員，其「濫權追訴處罰」或「枉法裁判」等違背司法職務之罪。至於起訴之法，為避免官官相護，另設立公民檢察官，由各地律師公會推薦律師，預先登記，輪值擔任，接受民眾告發，加以起訴。而審判的進行，則由公民陪審團認定事實，法官僅維持法庭攻防進行程序、並就事實審酌量刑。如此一來，或將能使司法人員知所警惕，並可藉此強化公民社會的力量。
（作者為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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