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信勳

從法制角度而論，發展核能其實潛藏著與現行環境法制的衝突。

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環境基本法第三條則進一步楬櫫：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就核能所可能肇致的後果嚴重性來看，所謂的「既定政策」之說恐怕通不過憲法「兼籌並顧」與環境基本法「環境優先」原則的檢視。這或許是高舉依法行政與遵憲行憲大旗的馬總統，在核四不停工，運轉中的其他核電廠亦毋須停止運轉體檢的指示中所未曾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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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所附麗的風險評估，是建立在相當不穩固的基礎上。在風險＝後果×機率的簡單公式裡，核能事故機率往往被極小化，而其災變後果則是在各種應變計畫的書面文章中被帶過，從而得出所謂的「可接受風險」的結論。

誠然，核災事故機率不高，但是核電廠所具有的交互作用複雜性（interactive complexity）以及緊密相依性（tightly coupling），卻會讓意外事故之發生無從防範，成為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Charles Perrow所稱的「常態性意外（normal accidents）」。 換言之，意外之發生是必然，所不確定僅是何時、以何種形式出現、以及程度的問題。

此外，所謂的應變方案則是忽略了人類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現實，在「萬全準備」之說裡，掩蓋了人類科技有其極限的限制，我們如何能事前擬定應付未知之事的應變方案？

台灣不只是目前這個世代的我們的家園，也是未來世代台灣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這也就是「永續發展」概念中強調的世代間正義的思考。經驗是最好的老師，只是學費太貴；日本的福島核災讓我們學到了什麼？

（作者為美國德拉威爾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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