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志偉
年節前後，台灣人對「路」的感覺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是負面的居多。兩百多萬輛車一起上路，這時，「路」要顯得「上道」也難。你望著前面、左右和對向車道上的千軍「慢」馬，不由想起「路越走越窄」這句話，還隱約擔心起「尿越憋越急」的感覺。在幾近無望的等候裡，你左腳盤上來，右腳在「煞車」與「油門」間猶疑和游移，兩隻手則在方向盤上無意義地磨來磨去。聽了收音機裡傳來的路況報導，你開始懷疑起，參與了「此刻，在這個小島上，幾百萬人同一時間、在同一條路上、各自塞在車子裡」這個事實的真實性。
人在車裡，車在路上，你想起來，自從以車代步後，在空間上，距離「路」似乎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你想起，高中時最喜愛和男女同學郊遊到「坪林小格頭」的那段光陰。三三兩兩走在山間小路上，有時故意超前，時而刻意落後，偷偷等待著那個女生，那個還沒注意到我在注意她的女生。腦袋因前晚睡眠不足而有點昏沉，睡眠不足，是因為興奮過度。但是兩腿依舊青春有力，或跑，或跳，肩膀上的背包，腳踝上的喇叭褲管，一起晃來晃去。課堂上，師長鼓勵我們的話語，「路，是人走出來的」，此刻，在山野間，在少年郎一顆澎湃的心裡搖盪著，我對著山谷大聲喊說：「人，是出來走路的！」
「人，是出來走路的！」坐在駕駛座旁邊的老婆被我嘴裡唸唸有詞的這一聲嚇了一跳。她不解地望著我，然後右手指著自己的太陽穴，對著後座的小女兒說：你爸爸這裡「秀斗」了。女兒問說，什麼是「秀斗」？老婆說，「秀斗」就是英文的「short」，也可說是「短路」。「短路」？我腦海裡浮現「捷徑」這兩個字，看看前面和左右車道，不由皺起眉頭。車子沒法往前動，回憶一再往前推，我記起，小學二年級時有一天，為了跟著大哥哥們抄短路上學而穿越一座亂葬崗的景象。我們在蔓草雜生、有的還看得到裡面破舊棺木的墳堆中跳躍攀爬，我既驚恐又興奮地跟著他們的腳步，嘴裡隨著他們喊叫一些挑釁兼壯膽的話語。我們彎下身來，研究墓碑上的字或相片，甚至探頭去看一座露出一床破棉被的墓穴，還有人踢到擺在樹叢下的骨甕。我哆嗦跟著一個比較乖的大哥哥雙掌合十，默唸著在家裡常聽到媽媽唸的「阿彌陀佛」後才敢離開。
當晚，我一整夜翻來覆去，老夢見自己重複地從一座亂草堆裡的墳上跳下來，踢翻了一個骨甕，雙掌合十，一身冷汗，焦急地默唸著：「阿彌陀佛！」天亮後，媽媽叫我起床上學，發現我額頭燒燙，嘴裡唸唸有詞，卻聽不清楚我在講什麼，我微睜開眼，倒是好像看到一臉擔心的媽，雙掌合十，嘴裡正唸著「阿彌陀佛」。我幾乎是哭著的跟媽說，我作了什麼夢，還有前一天做了什麼事。媽媽趕緊叫我起床，到神龕前燒香，雙掌合十，跟著媽重複唸著：「阿彌陀佛」。每唸一句，媽就加一聲：「不要緊」，然後，媽抓了一小撮香灰，摻著開水讓我喝了下去。那個夢依舊維持了好幾天。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避開那些大哥哥們，任憑他們訕笑，再也不敢隨他們離開大路去穿越那座亂葬崗。
老婆推推我，倒了一杯咖啡遞給我，我幾乎要叫了起來，就差沒問：「是咖啡，還是香灰？」。車流依舊緩慢，我有點心動地看著部分車子一輛接一輛地走路肩呼嘯而過，心裡猶豫著要不要跟著走一段。窗外，山坡路邊的雜草似乎在說：「不要」。我想起，媽媽的那句「不要緊！」從小到大，老聽到媽媽說：「時到時擔當，沒米再煮番薯湯」，彷彿她那一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小學過後，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短，或者說，我路越走越遠。最後，遠渡重洋出國讀書，一走五年才回來。回來後，我在身分認同上，「番薯」加上了「芋頭」。那是一九八七年。
一九九○年，我開始上街頭，彷彿重嘗了當年和高中同學們到「坪林小格頭」郊遊的感覺。我們先規劃好路線，選定集合地點和終點，中間隨機就地休息。我有時超前，有時落後，奔竄在人群裡。外圍，有時站的是鎮暴警察，有時則是為我們鼓掌，或為我們感到羞恥的台北市民。我們興奮、悲壯、激動地呼著事先想好或臨時編的口號，有時我跟著一小隊人馬離開大路，脫隊到眾人圍觀的騎樓下發傳單，與他們討論或吵架。我們研究那些人的表情、穿著並據以判定是那個陣營的人。那幾年，我們三不五時就睡在馬路上。夜晚，我重複作著從指揮車上跳下來和朋友或群眾握手打招呼的美夢，甜蜜的感覺。
我眼前彷彿看到了，當年站在指揮車上所看到的前後左右，男女老幼摩肩接踵的隊伍。讓每個人走自己的路，何其難也。我記起美國詩人Robert Frost （1874-1963）的那首「The Road not Taken」，也想起了前捷克總統，詩人哈維爾（V. Havel, 1936-）一首寫於一九六○年代的「具象詩」：〈讓每個人走自己的路〉：
我很喜歡這首具象詩透過內容和結構所表達的意境。說也怪，就在這剎那，車流速度開始加快。
下了交流道，我想起，過年前，幾位所謂國民黨的大老應召歸隊國民黨時，還衝著宋楚瑜說，不要「路越走越窄」。此刻我腦海裡卻是冒出可以送給宋楚瑜的一句話：路，是人「出走」來的。（作者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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