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韓國股市真是氣勢如虹，連日改寫歷史新高，早已突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所創的一一四五點六點的天價，貿易成就更是亮麗，前八個月的出超就已超過一百六十億美元，難能可貴的是，南韓出口在中國市場佔有率上半年升至十一點七％，超過了台灣的十一％，台灣不但已被韓國所趕上，其落後韓國的幅度且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我國近年經濟表現之不如韓國已是事實，前八月我國貿易對外出超僅十一點七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大減七十九％，股市亦反映此一事實，當亞股屢屢創新高之時，台股獨獨脫隊，表現有氣無力，敬陪末座。
對此現象，大中國意識形態之學者指責說，那是因為韓國廠商積極對中國投資，我國卻採鎖國政策。此種說法完全不符事實，因為韓國廠商對中國之直接投資累計金額，僅及我國對中國投資之十分之一。
最近統派又說，台灣之不如韓國是因為台灣採取「不准出、只准進的魚籠政策」。但根據加拿大費沙爾學會及美國卡托研究所上月八日公佈的「世界經濟自由度二○○五年報告」，台灣的經濟自由度遠高於日本、南韓。僅算我國經濟部投審會核准的對中國投資金額（去年為七十億美元）就已遠高於韓商對中國之投資。可見統派所指的「不准出只准進的魚籠政策」只是一種硬拗之詞，不攻自破。
那麼真正使台灣由過去三小龍（註：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已併入中國）龍頭反轉成龍尾的原因又是什麼？不久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陳添枝即舉南韓因發展品牌，成功提升國際競爭力為例，呼籲國內企業揚棄代工為主、缺乏自有品牌的經營模式。但品牌之建立並不是憑空只靠銷售就可以成功的，它必須依靠高於他人的品質與製造技術。最近又有一部分學者進一步主張台灣應從「效率驅動」躍升為「創新驅動」的經營模式，以研發、創新來提升我國的經濟活力。不過品牌也好，創新也好，在台灣這些都不是新鮮的論述。早在政權輪替之初，政府就已高唱建立自有品牌在內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只是這些方案後來都不了了之，都引不起廠商的青睞。
「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之功敗垂成告訴了我們，即使廠商知道「創新」、「研發」、「品牌」對廠商之重要性，只要「西進」之門是敞開的，廠商都會選擇以中國低工資、低土地資源降低生產成本的簡易方法，而捨棄需要思考、創新、研發的高難度經營方式。換言之，與「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同時實施的「積極開放」政策是使「知識經濟發展方案」無法施展，成為我國產業無法有效升級，成功發展企業創新、研發品牌的主要因素。申言之，近幾年我國經濟動力之頓失，反而落後韓國的主要而唯一因素，就是政府之產業西進政策。
弔詭的是，自從陳總統說出「無有效管理寧不開放」的指導原則後，已三個多月了，有效管理仍不見蹤影，我們所看到的仍然都是澎湖小三通、放寬營運總部投資中國、開放台幣與人民幣之兌換等扼殺產業創新的西進政策，最近金管會主委又似有默契地以每日一句之速度，頻頻放出開放金融登陸的構思。若政府真的無法從過去十五年之經驗得到教訓，一直放任甚至政策上促進西進，則什麼品牌、創新都將只是空談，我國經濟之起死回生亦必遙遙無期，台灣也會像被「不准出、只准進的大中華經濟圈魚籠」所捉捕的魚鱉一樣，只能等待人家的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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