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佩芬
這兩週，台灣人們在「熱比婭影片是否能在高雄電影節播出」的議題中，練習民主的功課。從高雄電影節決定邀請影片來台播出、中共抗議、飯店業抗議，至高雄市政府決定提前播、人們又一波討論、要求如期播映，到高雄市政府又決定如期播映。很完整的一次民主練習。
身為「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我的人權之旅」的製片，當時在e-mail信箱中收到兩位導演們的退出高雄電影節聲明時候，我是既支持又惋惜的。兩位導演對民主與人權都有深入的接觸及思辨，因此可以理解創作者之間，對抗不義體制、情義相挺的立場。但是撤展的決定代表要放棄一個參與國際性影展的機會，等同於放棄讓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有機會瞭解台灣人權發展歷史的時機。對導演們其實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們做了一個勇敢的決定。
而同一時間，在媒體的密集討論、e-mail的信件來往、部落格的文字中，我也看到不同地方、位階的人們都在學習，如何就這個事件說清楚自己的意見、表明態度而不畏懼，無論是反對播放或支持一方。大家在意見交流、針鋒相對時候，仔細傾聽，承受彼此的情緒，也願意去看看影片本身是否如外界所言有所疑慮。
關於何謂民主，我們的確需要更多的發聲練習，而這一次經驗，值得記憶，也督促我們應再做更多的練習，讓民主有機會真正成為台灣人們的聲音，兩岸互動的一種可能。（作者為影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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