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豫珍
有關警方將涉嫌打電話威脅友邦大使「you will die」的少女函送少年法庭，招致外界強烈批評，認為不過是一場惡作劇，何必當真！其實有幾個問題待檢討：
一、權責上，未滿十四歲少年觸犯刑罰法令，雖不受刑事訴追，但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仍屬少年保護事件；警察「應」移送少年法院，則為第十八條所明定。至於法院最後如何處置？係法院權責，警察並無不移送的決定權。
二、觀念上，要如何看待「惡作劇」行為？譬如背後抽椅致他人摔成植物人，有認為後者已發生重傷結果，情形不同。但事實上，兩者不同的只是構成要件：傷害罪以發生實害結果為要件，恐嚇罪則只要有以加害生命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即該當構成要件。至於撥錯電話，只是學理上的「打擊錯誤」，並不影響其罪質；本事件是否該當恐嚇行為，恐非警方憑少女之言，就可逕予判定。而且，幸虧撥錯電話，否則，如果受話的是同學，可能將生活在恐怖畏懼之中，對其家庭、身心的侵害，豈可以「幽默」視之？
三、制度上，對於非行少年，究竟是要交司法體系或歸諸社福體系，始符合「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最佳利益」原則？有英美法的司法體系與歐陸法的社福體系兩大發展主軸。至於我國相關法制則司法法制與社福法制各自發展，缺乏有效整合。在兩個體系之間，警察究應扮演何種角色？誠然有待釐清。
而警察受理少年個案，是否將其移送司法體系、交社福機構或通知家長領回管教，對於少年的未來命運，具關鍵地位。類似本案或警察對特定場所進行「偏差少年」的「掃蕩」，無論是否存在司法性格，都習慣移送司法體系。此舉是否會因標籤作用而造成少年心理的負面成長？學者迭有反映。但以目前的法令制度，警察並無選擇的空間。
依法論理，警察就本案的處理並無不合。至於未來制度上是否改弦更張？只有「刑事犯罪少年」才移送法院，其餘非行少年，則賦予警察更積極的「轉向」職能，有權決定讓少年回歸家庭管教或交社福體系保護。這涉及專業分工與事權整合的適當平衡，與警察的可信賴性，透過這個個案，也許是一個變革的契機，值得各界討論。
（作者為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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