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峰淵
一九三二年，「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其所著的短篇小說「豐作」中，描述著日本帝國的殖民資本家，透過提供給農民烏托邦式的承諾，卻又反過來剝削和壓迫農民的狀況。
西元二○○五年，曾是殖民者的中國國民黨向台灣農民許下水果輸銷中國的承諾，中國也很配合來個「零關稅」，而居中的人士更要組公司來操縱通路。這種營運模式，並無異於會社，權力掌握在商人手中，利潤也將歸通路商，農民怎麼獲利？相隔七十多年，殖民資本家利用幻想式的承諾來欺詐農民的行為並無任何改變，農民又如何能擺脫被剝削的命運？
政黨輪替五年了，理論上，殖民政權已被本土政權取代，但剝削農民利益的殖民資本主義結構卻絲毫未改變。五年來，政府為了「拚經濟」花了數千億在房地產上，數千億在高科技上，以滿足「無錢不樂」的資本家們，但花在改善農業產銷結構的錢又有多少？農產品輸銷中國，謝院長說要當農民的後盾，但如果南部的農產品輸銷台北，政府都無法當農民的後盾來對抗台北的資本家，政府怎麼對抗它要「和解共生」的中國國民黨的霸權加上中國的強權？
政黨輪替了，但政府以台北為中心的決策思維卻沒有輪替。決策者在台北，思考如何替農民做什麼，但他們不曉得他們從來無法以弱勢的農民為主體，他們對農民的善心，其實早已被他們權力的傲慢所淹沒。他們要農業「休閒化」、「觀光化」，但沒有資本、沒有發言權、沒有技術的老年「無米樂」，又如何「休閒化」、「觀光化」？農業作為知識經濟的一環，需要的不只是高科技，還更需要文學、藝術、行銷及媒體。但弱勢的農民，又何處尋覓這些資源及人才？
當一個佃農之子當上了總統後，可以替台灣農民做什麼？簡單的講，就是解構台北霸權，使「台北大員」不再是「北京大員」，不再自以為是世界中心，不再使殖民資本體系危害台灣農民。這樣一個體制的改變，一個思想的革命，一個徹底的自覺運動，才能為台灣帶來新生。
（作者為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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