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谷銘
近來社會上對國內各大學之學費調整，有不少討論，當中頗有人提到西歐國家如德、法等國的狀況，要做為國內狀況之借鏡。可惜論者往往不察西歐英、德、法等國家高等教育的新趨勢，是不收學費的開始徵收，而已收學費的國家，更增大學校可以調高學費的空間。
德國常被認為是有上大學免學費的悠久傳統。但是一九九八年起已有邦政府向學生徵收形式不一的學費，幾個邦政府，也明言計畫跟進。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德國聯邦憲政法庭的宣告各邦政府有權利訂定自己的學費政策，中央聯邦政府的限制無效。之後，馬上有漢堡邦、Baden-Wuertemberg邦（知名的海德堡大學所在的邦）、及巴伐利亞邦表示，將通過法令允許邦內大學收取學費，據估計金額可能在每學期五百至一千歐元之間（約合台幣一九五三五至三九○七○元）。
法國大學則一直收相當數目的學費。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左右，大學生一年繳的學費約在一六五至三二五美金之間（即約五六○○至一一○○○台幣之間）。二○○三年法國教育部提出所謂一套大學改革法案，把法國的大學教育放在開放的歐洲教育市場的角度上思考。雖然法案未明言增加學費，不過輿論都認為這項法案就在為大學各自調漲學費預留空間。
英國的重大學費調整政策在去年二○○四年發生。先前英國已是歐洲學費最高的國家，荷蘭次之。一九九八年由布雷爾領導的左派的工黨政府引入所謂的學費（tuition fees），即本國學生和歐盟學生每年繳交定額的學費，二○○四年的數字是一一二五英鎊（約台幣七一○○○元）。今年同樣由布雷爾工黨政府在國會通過新的學費方案，稱此費用為top-up fees，授權大學可收取每位學生多至每年三○○○英鎊（約一六七○○○台幣）的費用。每個大學可自訂收費標準，每個學生也因選課內容不同而付不一樣的學費。
英國首相布雷爾為了去年學費制度的改革，身先士卒在國會為政策辯護，甚至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網站上接受公眾的提問。布雷爾的辯護內容，可以整理出幾點，供國內人士參考。
第一，布雷爾認為，向享用教育資源的學生（或其家長）收費，比增加稅率（或國內人士所說的教育捐）要更公平。因為實際提高稅率之後，富人只會請更多會計師幫他們做合法避稅的設計，最終實際上不會增加稅收。
第二、舉例來說，文學的課程不需自然科學的實驗課程所需的昂貴設備和儀器，成本較低，所以新制度授權各大學，對不同性質的課程，訂定出不同的費率。
第三、付學費等於是要學生經濟上負起責任，學生會因此更有效率地利用教育資源。德國大學生平均花七年時間完成只要花四到五年就可以修畢的課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就讀德國大學其費用相對國民所得微乎其微，延長畢業時間的成本幾乎為零。
第四、左派政黨如工黨特別要強調的是，經濟或社會上弱勢家庭出身的小孩，不會因為學費調整，而喪失原本可以享有的教育機會。所以英國教育部下新成立教育平權辦公室（Office of Fair Access, OFFA），在審議各校的學費方案時，特別檢視學校是否從增收的學費中，提出足夠比例的獎助金，補助貧窮學生修課所需。並且鼓勵學校撥出規定比例之上的數目。
最後，有人問為何不挪用花費在武器上的經費來增加教育支出。布雷爾回答，政府的公共支出要考慮到很多不同方面競爭性的需求。國防和教育何者重要是無法比較的課題，可是適度的國防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
調高學費這個國際共通的趨勢，台灣也無法避免。而且社會福利國家沒辦法做到的，水依台灣政府的稅收結構來看，不管是哪一黨執政，大概都做不到。以二○○二年稅收對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tax/GDP ratio）而言，德國是四○‧二％，法國是四四‧二％，英國最低，可是也有三五‧八％，可是台灣只有在十二至十三％之間。可見台灣政府靠稅收可掌控的民間財富的比率，只是西歐國家的三分之一不到，支持日益昂貴的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預算負擔，自然是非常困難的事。（作者為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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