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亢宗
國民黨已通過連戰擔任榮譽黨主席案，但外界及國民黨內部對連馬未來互動的疑慮並未因此平息，本質上，這與先前陳水扁總統與前總統李登輝的緊張關係相同，都屬於卸權者與當權者間關係的辯證，惟國內輿論解讀往往從負面思考，但若借鏡日前甫過世的英國前首相奚斯生前事蹟，可提供國內一個完全不同的參考圖像。
奚斯首相任內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一九七三年帶領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但在其退出英國政治及保守黨權力圈後，他的融入歐洲政策在一九七五年遭到嚴厲挑戰，當年工黨政府舉行英國首次公投，讓民眾決定是否繼續留在歐洲共同體，最後英國人民以六十七％對三十二％的懸殊支持比率贊成加入，這不能不歸功於奚斯首相任內及卸任後持續推動親歐政策的努力，今天英國能在歐盟發揮巨大影響力，布雷爾甚至成為歐盟的輪值主席，還得要感謝奚斯當年的堅持。
柴契爾接任保守黨主席繼而出任首相後，同屬保守黨的奚斯不斷攻擊柴契爾諸多政策，包括金融政策和「人頭稅」政策，前者導致英國的失業人口驟升到三百萬人，後者則導致柴契爾的下台。雖然奚斯對柴契爾的批評帶有私人恩怨，但事後證明他的論點都是具有建設性的。
除了持續對政府及黨內的監督，奚斯還利用其影響力積極從事國際活動，最著名的事例是一九八九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奚斯帶領一個代表團於隔年赴巴格達會晤海珊，成功促成伊拉克釋放三十三名人質，當時海珊告訴他「誤判科威特情勢」，奚斯後來說：「海珊現在應該知道誤判情勢的是他」。這件事再次證明奚斯的政治能力與睿智。
奚斯的事蹟顯示，一位擁有豐富政治閱歷的政治老馬，對國家或政黨，都是一項資產，無論是連戰或李登輝，都面對「退而不休」的質疑，二人對當權時政策的堅持與維護，也被批評為對現任黨內及國家當權者的掣肘，但如同奚斯對親歐政策的堅持，終使得英國不致被排拒在歐洲大陸之外，有誰可以證明他們堅持的政策未來不會對國家產生巨大貢獻？另一方面，「政壇老馬」對當權者的批評，往往可以收事前警告之效，即使意見錯誤，也可作為遏制權力遭濫用的安全閥，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絕對利大於弊。
至於卸權者是否會對當權者產生掣肘，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個面向是制度因素，英國內造政黨制度及衍生的參與型政治文化，使卸權者與當權者的互動，能在一定的軌道上運作，因此，與其抨擊卸權者對當權者的「干涉」，還不如從制度面思考，如何將卸權者的意見納入決策程序中。
另一個面向是當權者的個人因素，如同柴契爾推出符合黨內及民意期望的「新自由主義」論述，進而形成富個人色彩的「柴契爾主義」，因此能無懼於奚斯等黨內山頭及其他政黨對其政策的挑戰；若馬英九及陳水扁總統也能推出符合黨內及民意的論述，便無懼來自卸權者的批評。
國內政黨政治與黨內民主機制未臻成熟，造成卸權者與當權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奚斯的事例顯示要求卸權者「噤聲」，是不切實際的，反而，這些政治老馬唯有活躍在政治舞台，才能對當權者產生鞭策，而當權者面對卸權者挑戰，也不必有情緒性反應，只要不斷強化政策及論述的正當性，就是因應卸權者威脅的最佳策略。
（作者為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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