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歸化法國的知名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捷克「極權政體研究」機構一位歷史學者的研究中，有一份早期文件被認為在一九五○年向當時的共黨政府舉報一名反共間諜。台灣的報紙，相關標題都提到「抓耙仔」這個字眼。

米蘭．昆德拉是否認這項指控的。這位近八十歲的世界知名作家，以他自己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回應這項指控。二戰後，加入捷克共產黨（一九四八），被開除黨籍（一九五○），恢復共產黨籍（一九五六），再度被開除黨籍（一九七○），反映了二戰後捷克知識份子與共黨的錯綜愛恨。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是一個轉捩點。米蘭．昆德拉的流亡，象徵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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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在納粹德國的法西斯體制宰制下，捷克共產黨的地下反抗，標記著一種歷史；二戰後，在共產黨統治體制不自由情境，抵抗以內在流亡和外在流亡呈現。一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期，才因東歐自由化，獲得解放。哈維爾以詩人、劇作家出任總統，象徵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極權政體研究」就是轉型正義追求的具體歷史工程，為的是不重蹈歷史的覆轍。在台灣，改變中國國民黨統治的民進黨政權並未在二○○○到二○○八年，有效追尋轉型正義的實踐。取代民進黨統治的馬英九，競選總統時被指控在美國留學時期有類似「抓耙仔」的行徑，但沒有成為被追究的課題。

小說家李喬有一個短篇﹤告密者﹥，以抓耙仔自己發瘋來處理這種人的末路。戒嚴統治時期，多少中國國民黨的抓耙仔，製造人間悲劇？陳文成這樣一位優異旅美數學家，在美麗島事件後回台，迄今仍未究明的政治殺害，背後就是抓耙仔的作為。有良心的人受到迫害，告密者飛黃騰達？難道只能說老天有眼，終不會放過有罪孽的人？（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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