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昨天在「金融特區與經濟發展趨勢論壇」上指出，為發展台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金管會和賦改會將加速法規和稅負的鬆綁，除了調降遺贈稅外，賦改會還將致力調降二十五％的金融營所稅。他並強調台灣擁有東亞、北美航線轉運和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跳板的地理、戰略優勢，極可望繼「高科技投資中心」後，成為亞太「高科技、金融」雙中心。
邱副院長一席發展台灣成為亞太「高科技、金融」雙中心的談話，固然是馬政府經濟發展策略之一貫思維的呈現，但在國際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各國為了挽救失控的金融市場，避免陷入衰退蕭條而焦頭爛額，視開放的金融中心如燙手山芋之際，此刻哪壺不提偏提這壺，竟夸夸其談金融中心的建立，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的荒謬感受。坦白說，邱副院長提出「高科技、金融」雙中心，看似新鮮的玩意兒，其實是這些在二千年政黨輪替之前即已在國民黨政府參贊財經機要的老臣，當年所謂「亞太營運中心」的遺緒，此刻加以包裝，再度拿出來欺蒙國人罷了。換言之，說好聽的，「高科技、金融」雙中心是亞太營運中心的新瓶裝舊酒，說難聽的，不過是借屍還魂而已。
其實，有關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絕不能單純從字面上去理解，受其美麗的辭彙所迷惑，一定要以客觀理性與專業的角度著眼，始可分析其得失利弊。易言之，並非「高科技、金融」雙中心的構想不好，相反的，此一口號與訴求相當吸引人，然而檢視台灣的主客觀條件，卻可發現此種發展策略並不適用於台灣，金融與高科技固然是台灣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但若缺乏堅實的製造業作為基礎，則上述的訴求將成海市蜃樓，只是美麗的幻影而已。偏偏國民黨的經濟發展策略，刻意將高科技中心曲解為研發中心，宣稱研發將可獲取高附加價值，而製造只是賺取微薄的利潤，然後在高科技中心的旗幟掩護下，推動所謂研發在台灣、製造在中國，將可以創造最多就業機會的製造這一塊全面西移，獨留少數人可以從事的研發部門在台灣。如此一來，台灣將面對產業空洞化，留下一個亞太高科技中心的空殼子。
所謂的亞太金融中心亦面臨同樣的考驗與困境。那些耳熟能詳的金融中心，無論是愛爾蘭、盧森堡、新加坡、香港、冰島等，多數是數百萬、甚至只有三十多萬人口的小國，才能投注所有人力於金融行業。以冰島為例，全國幾乎可視為一家擁有三十萬員工的大型投資銀行，傾全國之人力與資源投入金融操作。台灣為二千三百萬人的中型國家，無論金融業如何擴充、科技研發如何發達，絕對無法提供充分的就業，屆時失業率高升，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必將陷入動盪不安的危局。再者，我國欲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是否具有足夠的國際金融專業人才與監理制度，至關重要。若缺乏成熟的客觀條件，一旦發生國際金融風暴，台灣勢必難以倖免資產泡沫化的危機，是否重蹈形同破產的冰島之覆轍，不免令人憂心。
此外，新政府一向寄希望於中國，但中國極力培植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更已是亞太金融中心，根本不可能棄上海、香港，而全力配合馬政府建構台灣為亞太金融中心的構想。因此，發展台灣為亞太金融中心，在主客觀環境上均極為不利，亦不成熟。
然則，國民黨的執政，中間雖然中斷八年，但是亞太高科技與金融中心的春秋大夢始終未曾醒轉過來，因此一旦拿回政權，便又開始唱起亞太金融、高科技中心的舊調。吾人深信，為政之道不在唱高調，馬政府應即拋棄這些空泛不實的口號與宣傳，不再對中國頻送秋波，猛拋媚眼，將所有心力與資源用於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那才是台灣的救贖之道。只有人民充分就業，台灣才會是一個幸福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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