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誰出的餿主意，國家安全報告高層會議又要推動「兩岸談判」了。據透露，針對「兩岸關係」的國家安全策略討論，與會者認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在國際上變本加厲地打壓台灣，對我國的國家生存、國際地位以及政治社會制度的存續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會中認為應在確保主權、和平、尊嚴的前提下建立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並在政府對政府，或政府同意下，推動兩岸制度性的商談。
由於此次會議對外封口，媒體報導出諸斷章取義者必多，自不能據此論判是非，但由於事關國家將來之大政方針，影響台灣命運至大，故以關心鄉土之立場提出一些看法。
若報導屬實，我們認為「問題之提出」方面尚能抓住要點，也呈現了事實，大家對此都無爭論。但其因應與解決的方向頗有商榷的餘地。第一，與會者對於中國之打壓、武嚇、滲透、超限戰等，明顯欠缺接招迎戰的決心與氣魄，彷彿我們正身處於南北宋時代夢寐不忘與金人求和之詭譎氣氛。正常人面對敵人之打壓，其反應應是反抗、反打壓、不示弱；同理，作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台灣，面對中國在國際上之打壓，其正常反應應也是反打壓，包括主權之堅持、鞏固建交國家、加強叩關聯合國等，自不可示弱求和，尤忌在國人面前退縮。尤其當一句「投石問路」所引發的「中國熱土石流」還在翻滾，「省農會」等親中團體「去政府化」的陽謀正在撕裂國家心防之際，若正告二千三百萬國人的「國家安全報告」一再強調和諧交流與和談，則政府暴露給國人的印象是，心存退卻、無心戀戰的軟弱面，國民意志必因之支離破碎，整個國家之氣勢必墜至谷底，加速「中國熱土石流」的流量。
以軍購案為例，我們都了解軍購之目的在「以戰止戰」，即面對敵人之備戰、武嚇，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備戰與不惜一戰之決心。若不此之圖，一味奢望和平與協商，最後結局絕不是和平，而是戰爭、投降與被征服。政府若明乎此（事實上亦正在極力推動軍購案），即不應在兩岸關係上面對中國之打壓、滲透，先行解除心理的武裝，予敵人以可乘之機。
或許，我們的友邦（美、日等）為了利益與政策考量，也希望我政府能對外表達和解談判之意向，藉以緩和兩岸之緊張氣氛。友邦的希望與建言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聆聽，但不一定要聽從。因為台灣必須在兩強之間尋求自己的地位，不能僅當列強政策的棋石。何況，表達和平意願的方法很多，隨場所亦有異，政府可以選擇適當的地方與時間來充分表達我國尋求和平與共生的誠意，但絕非在「國家安全報告」之上，以求更大的政策迴旋空間。
其次，我們認為在兩岸關係上最能有效因應中國對我之打壓否定我國主權的方法是壯大自己。民進黨政府執政五年下來，對兩岸問題之處理若說有什麼過錯，那就是過度強調了兩岸關係的重要性，將兩岸之和解共生視為振興台灣經濟的必要手段之一。結果不但未能和緩兩岸之緊張，反因「經濟統合」之火速進行，促成了彼長我消之局。崛起的中國強大之後，卻反咬給它養分、資金、技術與市場的台灣，到處封鎖台灣的活動空間。要不是台商在中國沿海、長江一帶構築起無數的產業聚落與科技園區，中國何德何能不出幾年就能在世界經貿舞台上成為科技王國，並在「東協加一」的構思上呼風喚雨？要不是百萬的台商讓中國的羽毛日豐，中國亦不可能貿然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大搖大擺規範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之行為。是以，此時此刻探討「國家安全」與「兩岸關係」，其因應之重點應集中在如何規範商人在敵對國家的經濟活動（如擅自與中國交涉，訂定有利中國對台統戰的交易行為）、有效管理對中國之投資，並在報告書上明白告訴國人中國對台之滲透、走私、偷渡、販毒及結合黑道走私槍枝等，以提高國人對中國敵意的警覺，並提出有效之防杜辦法，強調「台灣優先」、「全球佈局」、「風險管理」之重要性，與報告中的財經篇作完整的結合，這樣整個報告才不會迷失在「兩岸關係」的命題之上，讓「促進兩岸關係」喧賓奪主成為國家施政的優先目標。
「兩岸問題」已存在數十年，經驗告訴我們，「兩岸關係」在中國併吞台灣的企圖永不改變之現況下，絕無所謂「促進」的問題，亦無「和緩」問題，而只有「規範」的問題。事實上，一年三百六十八萬人次的台灣訪中旅遊、二億五千多萬件的書信、四億六千多萬通的電話往來已絕對遠遠超越了兩個國家間正常往來的頻度，此種超乎常態的交往所換來的是中國更為猙獰的面目與台灣更大的危機。
基此，希望「國家安全報告」與會的官員們，能在探討「國安」問題時，擺脫過去錯誤的思維，因為經驗已告訴了我們，「促進」或「和緩」兩岸關係，最有效的方法是從壯大台灣著手，絕非一廂情願的「促談」所能達成。台灣應以自由、民主、正義的大原則，以及「台灣優先」的經濟政策及「壯大的台灣」才是解決兩岸關係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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