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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忠華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上刊登了經濟學者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標題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引起軒然大波。這篇擲地有聲的社論，強烈批判當時執行金融管制的軍方，涉嫌以高利貸罪名起訴民眾，卻疑點重重，不排除有事先設計、誘惑民眾誤蹈法網的情事。社論發表後，保安司令部頻施壓力，卻激怒了《自由中國》發行人胡適，揚言要以辭職來維護言論自由，風波方始平息。
場景轉換到五十七年後，甫上台沒多久的國民黨政府，原先一直宣稱要尊重市場機制，一次漲足油電價格，並且設定了漲價的日期。沒想到民眾在預期漲價的自保心理下，發生多起囤油、惜售的事件，結果劉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提早數天宣布漲價，致使五月廿七日當晚全台交通秩序大亂，民怨四起，許多人覺得被政府擺了一道，新政府的威信也嚴重下挫。
這兩件個案固然性質不盡相同，但都涉及到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從現代民主政治的原理來看，政府成立的目的乃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並且透過憲法來限制政府濫用權力，以確保主權在民的原則。亦因此，夏道平先生勇於仗義執言，批評政府不可故意誘民入罪，違反了政府的基本職能。諷刺的是，經過一甲子的時間，國民黨重新執政後，似乎還是有「防民如防賊」的心態，將掌權者與平民百姓對立起來，甚至寧願讓民眾驚惶失措、或感覺吃虧上當，也不周延評估政策本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如政府大筆一揮就省掉了應向企業徵收的貨物稅，卻完全不問是否應立即回饋給消費大眾，無怪乎會引發圖利財團的質疑。
「誘民入罪」與「誘民吃虧」都不是現代政府應有的作為，台灣的民主歷程走得艱辛，但畢竟經過了政黨的二次輪替，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應該更趨於合理化，並建立起較穩固的信任基礎。尤其官與民的角色有可能互換，居上位者重新取得權力之後，實沒有必要急於展現強勢作風，將民眾耍得團團轉，還自認得計。
相反地，我們期待新政府全面檢討各種向民眾「詐財」的交通、稅務等陷阱，不要讓台灣的民眾活得戰戰兢兢，整天當冤大頭，做這樣的國民有什麼意思呢？！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