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瑞傑
隨著時間的推移，「六四」十六年後，當大家回顧這場代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意義最深遠的社會運動，也愈來愈以「追撫過往」的「浪漫」情懷予以看待，彷彿它只是歷史、學術，甚至是事不關己的範疇而已。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筆者正處於聯考衝刺階段，隨著當時媒體對全中國學生群起串聯，長篇累牘地持續報導，大家的目光終難免聚焦於這場呼應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筆下已呈蟄伏之勢的「蘇東波」民主浪潮，每個人都期待自己是否有機會成為中共崩潰的歷史見證者。看著螢幕前中國大陸各高校菁英對民主自由的熱望，筆者也不禁感動，在當時國民黨政府「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意識形態大纛下，心中竟也開始數算共產黨倒台的機會。但筆者的父親，一位於一九四五年在四川入伍，曾親歷國共內戰的老兵，卻斬釘截鐵地對筆者說：「天安門廣場的這些學生一定倒楣，即使他們之中多有北大、清華的菁英」。
幾天後，確有與中共正面交鋒經驗的父親，他的預言應驗了。六月三日深夜到四日清晨間，槍聲大作，戰車、裝甲車，以及解放軍官兵陸續進佔天安門廣場。當然，鄧小平與李鵬都沒有倒。死亡人數的統計眾說紛紜，彙整美聯社、法新社、合眾國際社，以及港媒的數字，其數從三百到三千之間。但對筆者而言，有形數字已不重要，關鍵是事件本身不僅印證了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在《治理中國》（Governing China－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一書中所強調其「反智政權」的特性；更重要者，乃是時以「開明專制」著稱的北京層峰，竟以人民安全之最後屏障 - 武裝部隊，對異議民眾遂行戒嚴令下的「合法暴力」。
緊接「六四」後，北京當局一連串雷厲風行的逮捕清洗，也使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星星之火，瞬時湮滅。近來學界大力探討胡錦濤對台「軟硬兩手」的政策取向，就在所有人對其掌握勢術之精妙感到嘆為觀止之際，其實就在當年六月九日鄧小平接見北京戒嚴部隊時，他已針對兩個施政基本點 - 「四個堅持」、「改革開放」做出了軟硬兩手須相稱的指示。
這就是中共政權，從國共內戰、改革開放，再到其倡言的和平崛起，它對待核心問題的手法並未隨時間流轉而產生本質上的調整，若以著名史家湯恩比（A.Toynbee） 在其巨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挑戰 - 回應」模式論之，一旦面對有關主權大事的挑戰時，在意識形態桎梏的制約下，北京當局回應方式並無二致；而其「一致性」的背後，乃是對政權鞏固的信仰。台灣無論族群黨派，今日已在「獨立主權」以及「主體意識」前提下達致最大公約數，不可否認，這正觸及到中共能否理性回應的禁區。在「六四教訓」似遠實近的當下，理解並預測北京的對台作為並不困難，只是終日陷於選舉與角力的朝野政黨人士，是否還有鑑往知來的智慧與理性？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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