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皇池
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所簽署諒解備忘錄，其內容表示：「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可向台灣的醫療及公共衛生專家發出邀請函，台灣醫療及公共衛生專家可以個人名義參與世衛組織的技術活動」、「世衛秘書處可派工作人員和專家赴台灣考察衛生及疾病情況，和台灣醫療及公共衛生專家討論相關問題，或提供醫療和公共衛生技術援助」、「台灣如發生嚴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世衛組織秘書處將視需要儘快派工作人員或專家赴台灣實地考察，或向台灣提供公共衛生技術援助，或邀請台灣醫療及公共衛生專家參與秘書處的相關技術活動」。可是，將中國所提出參與模式，置於ＷＨＯ既存實踐中檢視，事實上並未給台灣任何參與空間。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第三條至第六條之規定，國家（第三條）、聯合國會員國（第四條）、應邀派觀察員出席一九四六年在紐約的國際衛生會議的各國政府（第五條），均可為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同一文件第八條前段為「準會員」相關規定，該段規定：「不能處理國際關係的領土或領土群，經負責對該領土或領土群國際關係的會員國或政府當局代為申請，並經衛生大會通過得為本組織準會員」。
至於以非會員代表參與活動，其參與則源自邀請，而邀請模式又可分兩種：《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第十八條第八項規定：衛生大會得「邀請與本組織職責有關的任何國際的或全國的組織，政府的或非政府的組織派遣代表，在衛生大會所指定條件下，參加衛生大會、委員會或由衛生大會召開的會議，但無表決權。至於全國性的組織，需經有關政府同意後始得邀請」；另一類則是根據《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第三條第二項，由總幹事所邀請，而其所得邀請者計有：（１）申請為會員之國家；（２）有代為申請準會員之領土；（３）簽署《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但尚未批准之國家。
又從衛生組織大會的《會員及其他參與者名冊》觀察，會員是以國家名稱，派遣「代表團」（delegations）參與活動；至於聯合國與其專門機構、其他國際組織、以及和ＷＨＯ有正式關係之非政府間組織等三類型「非國家實體」，則派遣「代表」 （representatives）；而得派遣「觀察員」（observers）者，則有三種可能：「非會員國觀察員」（observers for a non-member State）、「觀察員」（observers）、以及「根據世界衛生大會第二十七屆第三十七號決議邀請之觀察員」。換言之，在目前實踐中，得派遣觀察員之「國際法實體」（international subjects），可能是：國家（教廷）、「特殊實體」（馬爾他騎士團）、國際組織（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紅十字和新紅月聯合會、以及世界國會聯盟）、或人民解放陣線（巴勒斯坦）。即因如此，近年來台灣乃自我抑制，以「公衛實體」（Health Entities）地位，避開主權爭端，希望得派遣觀察員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相關活動，如此卑微要求，同樣未能免於全面封殺。
以公衛實體地位，請求派遣觀察員參加會議，從主權維護審視，台灣部分人士已然有向中國「繳械」之疑慮；然中國並未因此而有所節制，其提供給台灣參與模式，所邀請者為個人專家，限定參與技術性活動，並非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且需經中國同意後始得參與。又強迫使用「中國台灣」（Taiwan, China）作為參與名稱，是要台灣「自我認諾」為中國一部份，不僅是要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尚須自我確認中國為台灣宗主國，由「祖國」決定所有一切活動。此恐非僅是要台灣繳械，是要台灣「自縛待決」，看不出絲毫善意。（作者為國際法博士，現任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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