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子毓
自電影發明以來， 一開始是無聲的「默片」，到了一九二七年，才有一般所認為的第一部真正有聲電影《爵士歌王》（Jazz Singer）問世。「聲音」點綴了影片當中的豐富內容，也成了現代電影當中在語言的詮釋與表達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台灣的「電影聲音」卻很不一樣。
例如筆者印象深刻的勵志電影、李行導演的《汪洋中的一條船》，當年（一九七八年第十五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導演、攝影、編劇、男主角、童星特別獎等獎項）曾讓許多觀眾掉淚，使得自傳原著作者鄭豐喜的奮鬥故事，激勵了許多年輕人。可惜的是，因為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的關係，這位雲林縣口湖鄉出身的台灣囝仔，在電影中卻幾乎全是以北京語來發音，多少減損了電影的真實性與感人力量。
之後，筆者還記得的是一九八二年推出、宋存壽導演的《老師．斯卡也答》，敘述一位教師到南投山區國小服務的故事，從抗拒到適應，逐漸愛上了這個原住民部落。電影的主題曲，曾經緊扣許多人的心弦，但劇中也鮮少使用原住民母語。
語言的表達在電影裡是極重要的一環，但在威權時代，「台灣電影中國化」或者「原住民故事漢人化」，顯然是個很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才開始有了些微的改善。例如拿下當年亞太影展 「最佳影片獎」的《稻草人》，導演王童對於台灣在日治末期農村生活刻畫入微，且劇中日語、台語已經佔了一定比例，被譽為王童「台灣近代三部曲」之第一部曲；只是片中母語運用似乎仍有些遲滯。
兩年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慢慢的解決了此一問題。劇中至少五種語言交互運用，不但重建了當時的場景，也還原了二二八期間的時空面貌。及至今日，它仍是詮釋台灣在戰後初期的歷史裡，極具代表性的電影之一。
筆者相信，不論是北京語、客語、閩南語和原住民語，都應該有自己的語言自信，以豐富更多、更道地的人文特質。或許，這樣的實質意涵所代表的精神，才是足以讓台灣電影在國際上被肯定與認同的文化價值。
（作者為影迷，歷史研究者）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