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星期專論》只有去台灣化,哪來「去中國化」?

盧世祥

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的返鄉之旅,在台灣引發極大爭議,甚至造成群眾血濺機場。連戰此行的爭議,主要是其間的誤失罄竹難書: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曾批其時機、原則、身分、地點及對談方式「五個不對」。李前總統的話是連戰行前講的,連戰聯共之行的「不對」,其實不只五個,國內外輿論對其自甘墮入中國統戰彀中,批評甚多;尤其連戰在北京大學批判台灣「去中國化」政策,悖離事實的程度幾近睜眼說瞎話,足可為其增列諸多「不對」之首。

連戰在北大談「所謂去中國化」,是答問時所言。當場,問的北大學生指台灣二十多歲學子接受「去中國化」教育,導致認同中國程度降低;連戰則答以「去中國化」政策非常令人遺憾,我們(指國民黨)非常關心,正在進行補救,找機會,找各種方式、場所,「讓年輕人多接受華夏、中華文化的內容」。

北大學生那一問,尚可體諒其受共產黨長期掌控教育及新聞媒體之害,導致認知嚴重扭曲,連戰這一答,實在是惡人先告狀的自欺欺人之辭。

所謂「去中國化」,近年成為包括連戰在內的有些人,歪曲或污衊台灣邁向正常國家之路,所做建立主體意識的努力。教育部長杜正勝大概是最常被戴上「去中國化」帽子的,吾人試從他被亂戴帽子的案例,即可看出其中的荒謬。

半年前,高中歷史課本打算把台灣史自成一冊,國文的文言文比重降低,反對者都以「去中國化」給杜正勝安上罪名。然而,以歷史課程而言,高中生必修者分四冊,台灣、中國歷史各居其一,世界史則占其餘。中國史仍在,且份量不小於台灣,何來「去中國化」?

至於降低文言文比率,亦無干「去中國化」。語體(白話文)是生活的、現實的、實用的,文言文是古人的、過時的、艱澀的,或者如學者胡適所說,是死字死話。高中國文課程文言文比重多達三分之二,強迫學生學習記誦死字死話,往往導致學生一出校門,文言文旋即奉還老師,日常生活所需文字表達如寫信、工作報告卻辭不達意。白話或語體文優於文言文,胡適八十年前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已經說得很清楚。高中國文語體文比重提高至五、六成,實在是應有卻遲來的調整。況且,不論語體或文言,其為中文一也,何干「去中國化」?

相較於「去中國化」指控之無稽,六十年來外來政權在寶島執行去台灣化政策,卻是無所不用其極,粗魯、醜陋甚至罪惡手段盡出。

禁絕母語是其一。學校只准使用國語,講「家鄉話」或「方言」要罰錢或打手心,這是許多台灣人從小上學的共同痛苦經驗;更可惡的是,如今據說要去中國為台灣人傳達心聲的政客,當年連布袋戲也不放過,強迫以國語演出。扭曲歷史是其二。威權時代的歷史教科書,強制把中國史加諸台灣之上,大肆著墨數千年朝代興替,絕少從台灣角度看待歷史;戰後二二八事件的大屠殺及白色恐怖固然略而不提,日本治台五十年只選擇性敘述或竟開天窗,四百年前台灣主人是原住民的史實也被埋沒。輕蔑本土是其三。在外來政權的少數統治中,中原來的統治者及其文化最尊貴,台灣常民的戲曲娛樂及文化被打成低俗的同義詞,從台北到屏東,街道地名被迫改以中國城市命名者到處可見。

六十年前開始進行的這些去台灣化政策,導致台灣至今未能成為正常的國家社會。許多台灣人不知道「我是誰」,沒有能力或竟不屑使用母語,也不了解台灣的歷史、地理及社會人文,對於周遭斯土斯民認知及認同因之混淆;有如我國新任駐德國代表謝志偉所感歎的,有些台灣人「只顧得痛惜遠在天邊的神州沈淪,從不知欣賞眼前的淡水落日」。換言之,去台灣化政策多年來舖天蓋地,使台灣價值及主體意識反而竟在台灣被邊陲化,於經濟富足的同時,這個社會的精神力量極為貧弱,近年面對中國的併吞動作頻頻,乃顯得招架無力。

所幸台灣在民主化過程,尊重多元、人性及自由蔚為潮流,去台灣化的諸多惡行不得人心,台灣尋求自我的趨勢於各地文史工作室及社區營造者等有識之士努力扎根之後,逐漸受到重視。近年不但社區意識在若干地方逐漸凝聚,重現母語也正起步,公共運輸體系出現母語廣播,電視上有教客家話的單元,原住民及客家電視台亦先後成立。

找回昔日威權時代所埋沒或扭曲的歷史,也是台灣尋求自我的必有作為。特別是日本時代(一八九五 - 一九四五)的台灣歷史,是明顯被輕忽的一段。究其原因,有語文的:台灣自終戰之後,官方語言由日文轉為中文,了解或研究日本時代不免碰到語文障礙。不過,主要還是人為刻意壓制:戰後另一外來政權傾全力把台灣中國化,五十年日治台灣史乃被移花接木,以同期間中國史取而代之;或者選擇性強調其時的陰暗面,以免人民憶甜思苦,以昔諷今。

華視本月開拍《水色》八點檔大戲,把一九二○年代興建嘉南大圳的日本技師八田與一及妻子外代樹動人而淒美的故事,呈現世人面前。《台灣近代糖業先驅者 - 武智直道》一書上月發表,記述一九○○年創辦台灣第一座新式糖廠的糖業人,其成立的非營利組織至今從事公益活動,嘉惠台灣社會。去年推出的《跳舞時代》,透過訪談及唱片,記錄台灣青年男女於一九三○年代因西風東漸影響,接受並表現於歌唱及舞蹈的風尚。另外,去年出版的《漫漫牛車路》及今年發行的《獄中日記》,記述農民運動家簡吉為貧苦大眾奮鬥無悔的第一手資料,讓人了解這位人道主義者的身體力行,兼以對照殖民當局的醜陋。

中國因素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相對較大而重要的一部分,卻絕非全部。最近有關台灣歷史文化的挖掘、重現及教育調整,是台灣民主化的必然發展,應有助扭轉過去半個多世紀以政治力去台灣化的惡行惡果,回歸正常,進而掀起了解台灣、關愛本土的風氣,讓這塊土地的全體住民,不論先來後到,攜手協力,建立正常國家社會,共織美麗願景。相形之下,為杜正勝亂扣帽子,或如連戰以「純種中國人」自稱之流的污衊,其實只是反映當事人在長期去台灣化之後,對於民主台灣尋求主體意識的心虛、恐慌及過度反應。先告狀的惡人或可混淆視聽於一時,最後仍要掃入歷史垃圾堆。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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