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勇
「政治是偽善的」，這句話出於巴勒斯坦詩人達衛許（M．Darwish 1942-），在一九九○年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簽訂〈以巴和平協定〉後，有感而發而說的。曾擔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ＰＬＯ）執行委員會職務；並為阿拉法特許多重要演說撰稿人的達衛許，後來脫離巴解組織的相關職務，並認為自己終究是一個詩人而不是政治人物。但達衛許並沒有停止關切巴勒斯坦解放建國運動，他在阿拉法特臨終前，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嚴重化時，號召包括索因卡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巴勒斯坦發聲，對以色列的侵略加以反制和批評。
「政治是偽善的 」讓人想到的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中國行標榜的「和平之旅」。台灣與中國兩個政治體，各自的武裝軍備互以對象。對峙的原因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欲收復、併吞標舉「中華民國」的台灣，根源因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取代，承續了中華民國的中國條件。和平障礙的軍事對峙形勢並沒有改善的跡象，在數百顆飛彈瞄準下，失去台灣統治權力的總統位子，連戰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以在野之姿，用「聯共制台」的主張標示和平口號，真實性在哪裡？
戰後的台灣，依據在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是因為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的相互敵對性，原和台灣無關。如果不是戰後國民黨政府代表接收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的台灣，台灣也不會因而成為國民黨中國倖存之地，並因而捲入長期敵對形勢裡，多少人因為反共國策而被牽累罪名受苦受害。以一九七一年為界，國民黨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國家條件的骨牌倒了。在失去統治權力之後，竟然沒有任何政治責任的自省，就搖身一變，從反共而聯共，台灣反而又成為受制的一方。這樣的政黨，這樣的政治領導人，是可信的嗎？難道，戰後初期為見證二二八事件，美國武官柯喬治所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就是寫照？
台灣當然應該發展對世界所有國家的和平友好關係，包括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中國。一種自我否定、或擬似自我否定國家條件的和平概念，是欺罔的概念。如果連戰自己不能明示中華民國的國家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那麼大張旗鼓的「和平之旅」只說明偽善的政治，只滿足於爭取兩次台灣總統職位未果的連戰自我滿足的虛榮。
連戰結束他和中國國民黨自以為是的「和平之旅」；宋楚瑜以親民黨主席，其實也可稱之為泛中國國民黨另一個黨派主席，也奔赴中國進行他的「搭橋之旅」，但「和平」的概念如果不存在於一個國家和一個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只存在以用來「聯共制台」的裝飾性政治口號，只會顯示政治的偽善，不能真正改善積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的敵對性，不對等的「搭橋」，也會是欺罔性的。視連戰、宋楚瑜投石問路的阿扁總統，如何在確立台灣的獨立國家條件下，發展與中國的和平友好關係，是另一種考驗。阿扁總統和民進黨沒有泛中國國民黨從反共到聯共的不合理、不合情轉向、變臉的考驗，但他面臨的是新國家建構的考驗與難題。「政治有沒有崇高的一面？」既考驗連戰、宋楚瑜，當然也考驗阿扁總統。
「政治是偽善的 」人民正睜大眼睛看著有權力的政治領導人們。在偽善的情境裡，和平 - 只是自我欺瞞的語言，是政治人物玩弄政治的裝飾符號。在偽善的情境裡，搭橋 - 也只是自我欺騙的語言。這樣的語言，意義只存在於辭典裡，現實脈絡裡是不真正存在的。偽善政治會讓人民在不信、不滿中唾棄政治人物的人格，自由人共同體的建構願景會模糊，甚至消失！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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