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筱峰
最近玉山社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我的政論選集─《我的覺醒》。基於一種近乎佈道的使命感，我將拙著寄送給許多親友，包括昔日政大教育系的同學。幾天後，一位女同學將我的書退回來，並在我原信封上寫了一句話─「理念不同，以後這種書不要再寄來」。不友善態度倒沒啥大不了，可歎的是，她是一位國中校長，是影響台灣學子的重要角色，這不禁使我感到一陣悲涼！
回想我受教育的過程中，周遭不少這類同學（只是這位同學特別不友善罷了）。這類同學，是過去國民黨制式教育下的「乖」學生。當我正在勤讀羅素、殷海光的思想論著、埋首在《自由中國》、《台灣民報》的字裡行間、沉湎於「台灣文化協會」的豪情壯志、追蹤二二八事件消失的台灣精英、疲於奔命去參與黨外民主運動時，這幾位循著「標準本」教科書進入大學的女同學們，正忙著去參加舞會，或趕著去赴理工科系男友的約會（她們許多人的文史素養極差，卻瞧不起讀文史的男生）；當我在痛批「黨化教育」、在大談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黨禁報禁等等民主言論時，她們就會替統治者國民黨幫腔，說「我們國情不同，不適合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當年，每次聽到這套國民黨配給她們的「黨義」時，我只能苦笑。原生地在中國長江或西江水系的草魚、鰱魚，都可以在台灣繁殖成功，西方民主政治，豈有不能在海洋文化深厚的台灣實行的道理？但是女同學們聽不進這些。她們不知道，西方除了民主政治，也有專制政治。於是我只好以其句型回應她們：「既然國情不同，我們也不適合實行外國的專制政治。」她們仍一臉茫然，我乾脆就近取譬，以幾位喜歡跳舞的女同學為例，問：「既然國情不同，不能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為何可以開西方式的舞會？」當然她們的回答又是一套「合理化」說詞，什麼舞會和政治不同，不能類比云云。我又問，既然那麼強調國情，為何舞會中的配樂不能用自己的歌曲，非得全部播放西洋音樂不可？你們要跳恰恰、探戈、倫巴，或吉魯巴，台灣歌曲中都有，誰說一定要播西洋歌曲才能跳？在她們心目中，以自己語言唱出的台灣歌曲是不夠水準的。有一次，我聽到兩位同為客家人的女同學盡是以「國語」交談，沒有半句客家話，就問她們為何不講自己的母語，她們竟然以得意的笑容回答我說「不太會講」。我心想，流失自己的母語竟然還笑得那麼自在？
這些都已經是卅五年前的往事了。卅五年又是一段可資教訓的歷史。數年前我們政大教育系的同學舉辦同學會，我雖在大三時為文批判教育遭勒令退學，仍受邀參加。會中遇到一位當年經常和我辯論民主政治的女同學，我半開玩笑對她說：「三十多年前我們在學校的辯論，到如今我贏了。」
當年我向她們提出的所有民主改革的訴求，無一不被她們反對，如今則一一實現。「國情不同」的話，早已破解。歷史的發展，證明她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然而，她們之中顯然還有人無法從自己三十幾年來的錯誤歷史得到反省。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進一步要追求自己的主體地位，然而我的舊同窗還在繼續抵擋，繼續在發揮抵禦的心理自衛機制。聽到理念不同的言論，就拒絕面對。從當年的拒絕民主化，到今天的拒絕本土化，其心態毫無改變。可堪憂慮的是，這種閉鎖式心靈的人，卻是負責教育我們下一代的國中校長。教育界仍充斥著這種人，他們不是教育家，而是欠教育的台灣新國家的「阻礙者」。悲夫！
（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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