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維鈞
日前，台北市某高中一位學生因為上課愛講話，被老師處罰把桌椅搬到教室外，在媒體間引起關注。其實這樣的場景，在許多人的求學經驗裡恐怕都不陌生。甫拿到今年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的《危險心靈》一片就上演了這樣的劇情。
由侯文詠同名長篇小說改編、易智言導演的公視這齣連續劇，上映期間成為校園熱門話題，也因而塑造了一個老師、學生、家長們的對話空間。片中主角謝政傑（黃河飾演）是個「行為逐漸脫序」的學生，因為上數學課看漫畫，再加上與老師之間因為「要不要補習」而產生的一些心結，以至於連續好幾個禮拜都進不了教室。
相對於台北市管教爭議在老師出面道歉後順利落幕，但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在教改十三年後的今天，或者是說我國《教育基本法》都已經明訂校園不得進行體罰以保障學生人權的今天，都還會出現這樣的管教方式？甚至，除了動見觀瞻的台北市之外的其他角落，還有多少不當管教方式存在？ 不准體罰的法律究竟規範了誰？
眾所皆知，我國的法律不管是在勞工、性別、教育等等各個領域，其實都具備相當的進步性。然而，它往往也和實際的執行面產生落差。教改的執行者，其實不是國民黨執政時期那些換來換去的教育部長，也不是民進黨政府這一位老處在輿論風頭上的杜部長，而是基層的教師，以及每一位學生的家長。近年來，「教改」經常承擔許許多多的污名與責難，但是誰說得清到底當年教改的核心主張是什麼？它所倡議的人本價值又是否曾經在老師與家長的生活之中產生一點反思？至今仍令人懷疑。如果連理念都還未散播出去，那麼換言之，教改根本就還未開始。《危險心靈》是個例子，台北市這起管教事件是個更近的例子。
《危險心靈》精確地提出了一個「競爭環境」下無可逃避的現象。它使得家長、老師、學校、學生各方面的出於「好意」，卻造成了一個人人都不快樂的「悲劇」。它翔實呈現許多教育執行面的困境：我們看到家長將壓力給了老師，老師將壓力給了學生，教育主管機關將壓力給了學校，學校又將壓力推給老師…，環環相扣，成了一個身不由己及謊話連篇的「共犯結構」。掌握權力與資源最少的學生，當然就成了最苦的可憐蟲。
我們樂見國家制訂了一套進步的法律，文化人拍攝了一部發人深省的好片。然而之後，教育改革運動卻顯然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作者為板橋社區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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