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下，邁向經濟崛起。其間，台灣商人扮演重要角色，蔣經國實行「三不」、李登輝強調「戒急用忍」，都未能阻止台商「大膽西進」中國；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國家經濟制裁中國，外資撤走，台商卻乘機加碼投資中國，形成西進熱潮。如今，中國經濟不再發光發亮，深陷泡沫破滅、債負沉重、需求不振、通貨緊縮、失業率攀高等泥淖，曾是投資中國領頭羊的台商，反向成為外資出走的先行者，帶領全球企業掀起撤出中國浪潮。
《華爾街日報》上週指出這一趨勢。該報引據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調查研究，指有五十七．四％受訪台灣企業正在或考慮撤離中國，比率遠高於美、歐、日企業，主要是中國營商環境日益惡化，並對台海情勢有所疑慮。同時，台灣企業正逐步轉向分散風險及全球布局，尤重南亞和中亞，主要是對印度投資。
中國的投資經營環境惡化，不是新聞，這一報導指出台商領先撤出，「來得早，撤得快」，或有如「礦井裡的金絲雀」，才是重點。官方數字顯示，外資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陷入三十年來最差的狀況，去年全年大減八十％，今年頭八個月也跌逾三成。其中較受矚目的，智慧手機大咖蘋果把部分電子產品生產從中國移往印度、越南，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出脫中國電商持股，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關閉在中國的研發機構，外國車廠減縮中國的事業規模；而歐盟商會、上海美國商會本月初的報告，都對中國投資經營前景悲觀。
更明顯的，台商撤出或「鮭魚返鄉」近年已成潮流；西進中國近二十年的鼎泰豐上月宣布，十月底前十四家中國門市將吹熄燈號，只是近例。台灣的統計早已顯現這一趨勢。陸委會今年初指出，台商對中國投資佔整體對外投資比率從二○一○年的八十三．八％，降為二○二三年的十一．四％；同年赴中投資金額也創下新低。同樣是陸委會的資訊，與中國貿易佔台灣總體對外貿易比重，從二○二○年的三十四．三％，降為二○二三年的二十八．六％。這些數字顯示，台商對中國投資金額及佔比，近年明顯呈節節下降之勢，台灣已有效降低對中國的貿易依存。
台商對投資中國不再一頭熱，有其在商言商的原由。美中兩國從貿易戰擴及科技戰、國際地緣政治動盪、中國因應疫情「清零」政策失當、經濟泡沫破滅、反台獨二十二條等法令罩頂，凡此只是其犖犖大者，可以「中國的投資經營環境今不如昔」一語概括。值得強調的，毋寧是現今每天面臨中國脅迫的台灣，從總體利益或整體國民福祉角度看，應記取這四十多年來的經驗教訓，開創未來。
這一嚴肅課題，個體利益或可衡量，主要仍應整體著眼與回顧；但如今不論從個體或總體角度看，台灣顯然都得不償失。常識常理是檢驗公共政策議題不可或缺的標準，就此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從未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尤為全球至今最強勢的專制政權。台灣把最大量資金、技術、人才、貿易投注於敵對國家，助成其經濟崛起，壯大其軍事擴張，企圖改變國際秩序，如今連美國都已改弦更張而積極反制，台灣實為自遺伊戚，一開始就踏出自招禍害的步伐。
儘管有識之士當年期期以為不可，大力勸阻，仍未能力挽狂瀾。最終，李登輝總統以「戒急用忍」，採「抓大放小」原則，禁止五千萬美元以上單一投資，勉強為台灣保住高科技、鋼鐵、石化等主力產業及經濟命脈。再如開放八吋晶圓前往中國設廠，經激辯後擋下，才有今日的「護國神山」。不過，其後的主政者於「積極開放」與「有效管理」之間游移，加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身的GATT，台商乃大膽西進，大企業、上市上櫃公司相繼前去。經貿向中國嚴重傾斜，既壯大了中國經軍力量，形塑「兩岸和平共榮」假象，更讓中國把統戰、滲透等併吞的黑手，公然伸進台灣社會。二○一二年總統大選，十九名大牌台商公開要求接受「九二共識」，即為以商逼政的顯例。
即使在商言商，如今在一黨專政、政治掛帥、安全重於經濟的中國投資經營，也難以為繼，台商間甚至傳出「再不出走，就活不了」的急迫困窘；面對中國脅迫日甚的台灣，回顧這一經驗教訓，國人更應認清中共政權本質及不變的併吞野心，以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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