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向左轉，對內對外都構成挑戰。物種原始，鄧小平總設計的改革開放，本質上就是政左經右，六四提供了鐵的見證。可惜，西方卻有一種幻覺：改革開放持之以恆，中國終將和平演變，有機會走向適合中國的民主。而一黨專政，以不變應萬變，力反和平演變。結果，中國贏了。一九九四，柯林頓宣佈將貿易與人權脫鉤。二○○一，美國協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此後的發展，一如二○一八年底，川普的副手彭斯所回顧：蘇聯垮台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著這份樂觀，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然而，中國走上自由的這個希望落空了。眼前，就像美國之音報導：美國投資者將資金轉至印度等其他國家，中國企業則獲得中東資金挹注，美中資本加速遠離對方市場。
中國朝西方演變、和平崛起的想像，習近平給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更早，連中國知識界，起初也誤會了習近平，以為他是經濟改革滋生貪腐的改革者。儘管如此，鄧小平啟動的經濟改革，後冷戰登場的全球化，兩者經過一個世代的交融，已形成中國與西方的畸形關係：政治制度與價值系統背離，經貿倚賴性則難分難捨。這種亦敵亦友，截然不同於冷戰年代，共產、民主陣營是「兩個平行市場」，歐洲共同體VS.社會主義共同體，基本上油水分離涇渭分明。而歷經全球化，今日西方之於中國，去風險可以，脫鉤痛苦不堪。
中國經貿亦然，無法與西方斷捨離。習近平在軍事外交戰狼叫囂，鼓動中華民族主義，也掩蓋不住經濟頹勢。防疫清零政策錯誤，文革風嚇到內外資，西方科技卡脖子，乃至烏俄戰爭暗助普廷，責任皆指向習本人。香港二度回歸，令西方醒悟他連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都棄若敝屣。東海、台海、南海，也因他的民族主義敘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烏雲密佈。為了維護印太的和平穩定，西方被動加碼回應中國挑戰。年初我國大選揭曉，華府頻頻表態：關切台海和平穩定，全球經濟需要台灣海峽的穩定，與中國的利益也息息相關。簡單說，封鎖、進犯台灣，雖然傷及全球經濟，也不啻是中國的經濟自殺。通過台海的貿易，佔全球每日貿易總額五十％，其中，當然包含中國的進出口。
站在台灣的視角，我們也不致幸災樂禍中國走向崩潰。一九四九以來，中國十四億人，好不容易進入小康局面。然而，自從出了一個習近平，難得的「確幸」卻可能因「強國夢」得而復失。中國能不能走上自由之路，主要是十四億人的課題。身為外人只能關心，作為印太大國，它的起落攸關區域的安定或動蕩。但區域好景，絕不能以中國強凌鄰國、破壞國際規則為前提。五十年前，蔣經國解析：「世界的問題在亞洲，亞洲的問題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問題在於中共違背全中國人心及為禍全世界的罪惡統治。」當年的反共口號，現在竟然反諷實現。
就此而論，西方在「我們的一中政策並未改變」之下，對中國之經貿去風險、軍事有效嚇阻、外交結盟圍堵，目標仍在制伏習近平野心，令中國不致敵意累積，一面倒向敵對西方之陣營。中國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而非站在麻煩製造者那一邊，對全球與中國皆有正面意義。反之，中國之於西方，走上敵對的不歸路，成為專制政權的盟主，中國勢將回歸毛澤東年代，政治運動無有寧日，一如習近平之整肅已及自己任命之外交、國防部長。而仰賴中國的隨從，多是經濟失敗國家，如此自絕於西方開放經濟體系，中國之第二大經濟體地位必將不保。
依照習近平路線而行，中國未必能主宰全球，卻更可能毀滅中國，半個世紀的撥亂反正歸零，與民主世界、自由市場漸行漸遠。而西方，似乎至今還不願意再次「失去中國」，冒著地緣政治緊張上升的風險。拜登政府的思維，在民主國家頗有代表性：我們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有著深刻的分歧，但這些差異存在於政府和系統之間，而不是我們的人民之間；美國不想將中國經濟與我們的經濟或全球經濟割裂。迄今，西方的思維進度，仍著眼於地緣平衡與經濟互利，避免一手養大的中國反咬自己，從而加重新冷戰乃至熱戰的機率。布林肯日前的六四聲明，不無寄希望於中國人民「搶救中國」的弦外之音。現階段，協防台灣維持獨立現狀，同時，避免中國淪為勢不兩立的死敵，儼然是美國隊的雙主軸。只不過，這種空間還有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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