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文彬
憲法法庭將於四月廿三日進行「死刑是否違憲」之訴訟辯論，「死刑存廢問題」涉及社會價值觀，甚至宗教哲學的理念層次。美國開國政治家傑佛遜在所著「聯邦論」嘗言：「政府的政策往往是要在『兩害權其輕』或『兩利權其重』之間作出抉擇，而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當今對於死刑存廢的爭議，亦可作如是觀。
放眼我國當前社會情境，權衡利弊得失，若要將死刑制度全面廢除，絕大多數國民的「法律感情」恐難以接受。若是一個殘暴惡極之徒，人性泯滅，則國家公權力施以極刑，乃屬罪有應得，如此是護衛上蒼的義理，符合世間規律秩序，衡諸宗教勸人為善的本旨，亦不為過。若是顧慮「誤判」的可能性，則應從完善審判及執行之程序來妥適強化。
在刑事法制的設計上，「死刑」寧可備而少用，甚至備而不用，審慎裁處，終究不宜完全廢除。民主法治先進如美國、日本，均未廢除死刑，當可借鏡。我國現行法典，原來訂有唯一死刑之罪名者，今已一律改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亦即所謂「相對死刑」，賦予法官針對個案情狀得有裁量的餘地。至於死刑程序法制的完善改進，可以彌補廢死論者所指缺失，這是執政當局尚可著力之處。
觀諸現行司法實務情況，法院往往把「教化可能性」當成殺人重罪被告的免死金牌，這樣的執法迷思，既讓受害者死不瞑目，遺屬亦難甘服；究將如何還給被害者的人權公道，始符善良百姓的法律感情？
就法論法，「教化可能性」其實不是法律所定的免死之量刑理由；何況它也只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況且，若用「無期徒刑」來取代「死刑」，不但耗費人民納稅錢養犯人一輩子，更占用牢獄空間。難怪各監獄人滿為患，徒增管理困難，以致弊端叢生；甚至還要擴建監獄，豈非國家之恥？
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之罪行的懲罰。」足見針對「最嚴重之罪行」，法院還是可以判死刑的；至於什麼樣的犯行才符合這個要件，自應本於公平正義的法制本旨來認定。
至於死刑的執行程序，茲建議：在法務部設「死刑執行審查委員會」，納入人權團體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於收受執行檢察官呈送案卷一個月內，聽取死刑犯本人的陳述，並審閱卷證。如發見有特堪憫恕之情形，可建請總統依法予以減刑或特赦；若發見該確定判決之適用法律或認定事實尚有疑義者，則移請檢察總長循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謀求救濟。若確認已無可議之處，則法務部長即當令准執行。
如此為死刑案件之執行程序嚴密把關，得以合理排除「司法錯殺」的可能性。通過這樣周詳的法制設計，若還有「我（執法者）求其生而不得」的死刑犯，那麼，「死者（死刑犯）與我皆無恨也」！歷史先賢歐陽修筆下的仁政慈悲，得以重現於今世，則民怨何有哉？
（作者為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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