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地緣政治的重大焦點，一邊是華府的美日菲會談，一邊是馬英九與習近平二度會面。兩邊的陣仗顯然並不相當︰中國雖有大國崛起之姿，妄稱東升西降，但實力仍難以與美國抗衡；至於充當樣板的馬英九，不但無法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相提並論，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只能望塵莫及。然而這場政治抗衡依然上演，其凸顯的重要意涵，是一方高舉普世價值與全球經濟福祉，一方則是訴諸歷史仇恨，煽動民族主義的對抗，顯示美中對抗的本質是一種難以化解的矛盾。而如此不可調和的衝突與對立，將是一條可能衝擊全球和平、穩定、繁榮的斷層線。
美中對抗的焦點在於中國不但未遵循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更意圖以它的意識形態與專制體制改寫全球新規則。這就是岸田在美國國會演說中所稱︰美國幾代人努力建立的國際秩序正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那些價值觀和原則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國家。其實，在地緣政治與價值對抗之外，中國輸出過剩產能更是一大威脅。中國對外大量傾銷由國家補貼的低價產品，固然有壓抑全球通膨的效用，但是，對貿易對手國卻有如吸毒一樣，獲得短暫的快感，卻也喪失了自身產品的競爭力，造成製造業崩毀，工人大量失業的負面效應。尤有甚者，中國產業發展的路數，不僅在於國家補貼，於技術上則大抵為併購、仿冒、偷竊智財權而來，加上中國一貫對外要求開放市場，以利其商品行銷天下，卻在國內採行保護主義，實行非關稅壁壘，讓多數外國商品不得其門而入，形同假自由貿易之名進行不公平貿易。而中國這種發展產業的套路所以能夠得逞，乃是以十四億人的消費市場作為誘餌，使外商雖眼前吃不到，卻因仍有期待，因此一再隱忍而不敢發作，遑論進行反制。
易言之，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威脅，不僅在於軍事擴張，數位極權統治模式，更在於經濟上對貿易對手國的無形榨取，而吸入的大量經濟能量則成為其建構東升西降，創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上層建築之基礎。事實上，這種經濟吸血的手段，中國的主要投資國與貿易國均有慘痛的經驗。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不但其土地、人力與優惠政策吸引台商，又適逢台灣的產業發展也到了瓶頸，大量的資金、人才與技術流向中國，形成畸形的三角貿易，雖然確實給了傳產製造業苟延殘喘的短暫機會，卻也因此多數企業不再努力轉型、研發，以及擴大投資，造成產業空洞化，使得經濟由盛而衰，步入日本式的經濟失落。
而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引進世貿組織，使中國經濟得以與世界接軌，因此快速成長，可謂居功厥偉，卻因為不公平貿易而蒙上每年數千億美元入超，以及製造業衰微，內傷嚴重。而中國對美的不公平貿易，也帶來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的分化與衝突，危及其民主與繁榮，因此檢討美國傳統對中政策，逐漸成為美國官產學的顯學，甚至兩大黨的共識。此所以美中對抗由貿易戰開始，卻不可避免的延伸到金融戰、科技戰，最後是地緣政治的對抗，把全世界切割成兩個不同的世界，成為冷戰結束之後的新冷戰。而此一新冷戰模式，不僅於政軍層面，更多著重於經濟的對抗。為了應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框架，紅色供應鏈的崛起，美國也由川普時期的關稅懲罰，升高到拜登對先進晶片、AI的封鎖，並與民主夥伴建立可信賴供應鏈與友岸外包，在產業發展上強化地緣政治意涵。此舉固然令部分人士感嘆全球化已經碎片化，甚至死亡，必然增加企業成本，帶來通膨效應，但也為自由世界的經濟交流與成長，建立了安全可靠的環境與架構，降低中國以商逼政、以經濟擴武的威脅。而觀察此一趨勢，與中國逐漸脫鉤，站在美國一邊的國家，經濟普遍出現前所未有的榮景。此時美、歐、日股市頻創歷史新高，台灣股市也衝上兩萬點；而美國的實體經濟儘管面臨高通膨威脅，卻異常強韌，而不以中國為主要生產基地的台灣半導體也成為護國神山，在艱困的地緣政治處境中，透過與世界經濟的連結護持台灣。
由此看來，經濟已成為美中對抗重要課題，亦即，自由世界要成功捍衛普世價值，與經濟永續發展，對中國經濟脫鉤，才是正確之路。因而美日菲三方會談，除了強化軍事合作，以對抗中國對南海、東海及台灣的威脅，更重要的是，在產業與科技上合作，對抗中國經濟以不當手段崛起。拜登強調：「日美聯盟是印太地區和世界各地和平、安全、繁榮的基石。」反觀馬習二會，不過就是宣達中國「民族聖戰」的大外宣，缺乏任何促成人類文明發展價值的表述。因此，馬英九可以為過去的歷史與虛幻的炎黃子孫想像而哽咽掉淚，卻不願對極權統治下新疆、香港、西藏稍表悲憫之情；這樣的馬英九已經被掃進歷史垃圾堆，根本不值一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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