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北檢日前對藝人黃子佼所涉強制猥褻等罪偵結，並以查無實證及雙方和解，而為不起訴處分。但針對持有七個兒少性影像，則觸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緩起訴處分，期間兩年，並須繳交一二○萬給公庫及寫悔過書，不免被質疑刑罰是否過輕。
於性侵害防治法，雖已建立一套防止被害人受二次傷害的證據保全程序，但於現實面，會在第一時間舉發，並立即接受採證者，卻是少數。若於數日後，再至警局提告訴，恐已喪失蒐證的黃金時機，致使這類案件的審判依據，只剩下被害人的陳述。而為防止被害人出庭可能受到的傷害，性侵害防治法第廿六條第一項，即有以被害人於警詢之筆錄，代替出庭的規定。
惟依大法官釋字第七八九號，警詢筆錄，因無具結致無成立偽證罪之可能，亦侵害被告的詰問與對質權，故認為被害人不出庭，乃屬最後手段，即僅有在身心受創無法陳述時，才得以警詢筆錄代替，甚至得對被害人進行心理鑑定。被害人最終若無法出庭，也不能僅以筆錄，而應有補強證據，才能判被告有罪。但如黃子佼案的多數被害人，往往案發後多年才舉發，必然無法有任何跡證存在，檢察官就算起訴，在上述大法官解釋的框架下，大概也會為無罪判決。
故，在檢方唯一取得的物證即是當事人持有兒少性影像之下，根據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卅九條第一項，就屬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上卅萬元以下罰金之輕罪，檢方為緩起訴，似屬必然。比較可議者在於附帶履行事項，不論無關痛癢的悔過書，繳交一二○萬給公庫，除了金額與被告財富是否不成比例之疑外，也讓人有用錢買自由之感。尤其為何未要求其自費進行心理諮商與輔導，也有很大問題在。
面對如此輕的刑責，自然會有加重刑罰之呼聲。惟單純持有兒少性影像罪，到底上限一年徒刑，要提高到三、五、十年或更高，除了無解之外，也得面臨罪刑相當的檢驗。也因此，與其追求無窮無盡之刑罰，不如仔細思考，對於此等犯行，是否也應納入身心治療與輔導之處遇模式。
（作者是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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