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中貿易戰開始，全球供應鏈已經從原本生產中國、資金美國的單一長鏈型態，逐步轉型為短鏈與多鏈的新模式，於是促使國內的廠商以及散布全球的台商，必須重新調整生產基地與產業定位，以因應如此劇烈變動的國際經濟情勢。
幸運的是，早當供應鏈重組初期，敏捷的台商早已開展了全新的全球佈局，將中國的生產能量移轉到世界各地，這些廠商大量新增東南亞投資，不僅降低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更保持了台商的國際市場競爭力，讓台商在激烈競爭中，持續獲利，持續發展。
事實上，對於台灣的本土資金而言，這次的南向發展已經是第三次的嘗試。不論是二戰前因應日本東亞共榮圈思維的第一次南向資金布局，當時的台籍移民已經開始了在製造業與農業的直接投資；又或者是在李登輝總統時代，因應台幣升值而強化對東南亞的第二次南向製造業投資，都讓當時的東南亞成為台人期待的新市場，希望能夠延續本島產業能量，創造新的經濟動能。只是，因為政治、文化與經濟條件的限制，讓台灣在這兩次的資金南進經驗中並未造成永續的經濟成果，也使得台灣本土資金對於東南亞市場特性仍然相對陌生。
然而，這次的新南向則是一個全新的機會。特別是對於台灣的資金運用而言，這幾年經濟發展讓台灣擁有大量的超額儲蓄和外匯儲備，已經為台灣本土資金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揮影響力提供了堅實基礎。而包括半導體與其他關鍵產業的發展成果，更讓台灣在世界產業環境的能見度與重要性大為增強。在此同時，東南亞國家近年的法治與監理現代化，也有效降低了過去因為排華或其他文化因素所帶來可能的國家風險。尤其是台灣金融各業的政府治理經驗，也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思考效法的對象。在這些因素的加乘下，除了如新加坡這種已經飽和的金融市場外，其他的東南亞市場正為台灣金融業提供了發展機會，若能有效統合開展跨國合作，將可為我國豐沛資金找出全新的加值空間。
只是，台灣仍需要有更多的國際化金融人才，但國銀各家目前所養成的國際金融專才仍相對有限，部分限縮了台灣對於新南向市場融資貸放能力。對此，唯有加速思維轉換與人才培養，才有機會追逐更高的本土資金運用效率。若也可以借鏡日本經驗，善用輸銀、僑信保等政策金融工具，來協助廠商在市場調查、地緣政治風險管理以及國際契約履約爭議處理上，將更能確保台灣的對外投融資之融資安全，避免營運損失。
結合台灣政府的政策金融、台灣金融產業的資金和人才優勢，以及台灣自身的產業實力。未來，台灣的金融實力將可以成為連接平台，讓這次的新南向發展更為紮實永續。這場全球經濟的新遊戲已經開始，讓我們共同迎接挑戰，追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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