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兆隆
目前青年政策最大的問題是散諸各部會各行其是，缺乏統一的體系，各部會做多少算多少之下，自然收效甚微。
自二○一九年疫情爆發以來，這批大學青年歷經了一個怎樣的生活與經驗，又給他們帶來怎樣的影響，似乎主管當局不知且無能為力，當務之急應重新認真檢視這批疫情世代青年所面臨的問題，給予必要協助，以重新爭取認同與支持。
疫情世代青年面臨著沒有同學，依賴線上課程維繫學習的時代，於是每個人都是高度的原子化存在，同學的意義只是電腦上的照片與圖像，操場上揮汗與同學的宿舍友誼，成為過去的傳說。上個世代學長姐基於校園情感的共同創業傳奇與各種成功模式複製，疫情世代青年幾乎不可能承接。他們唯一選擇就是透過網路認識世界，對未來缺乏激情與想像成為疫情世代青年的共同現象。很多疫情世代的心聲是「工作好難找」，這種挫折一方面來自於業界對線上教學成效的不信任，也因疫情不景氣造成的經濟與人事緊縮。投射在公共事務的參與時，這些疫情世代青年就是對任何議題都不關心。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十八歲公民權修憲複決案黯然收場，也就不意外了。
教育部青年署的網頁仍在舊思維打轉，且政策目標的基本假設都是正常教學的校園才可能存在，其思維未接疫情世代的地氣。教育部應針對疫情世代青年的特質，重新檢討現有青年政策是否合乎時代需要，在內閣改組之際，青年署長人選應大膽起用優秀年輕政務人才，而非現任的簡任十四職等文官，試想一個超過六十歲的高階文官，在心態上怎會親近或理解疫情世代青年的需要？教育部更應重新進入校園，提供資源落實到每個疫情世代青年的手上，給他們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挑戰能力，才能重拾其信賴與支持。
疫情世代青年重度習慣用網路互動以獲取資訊，對最新科技瞭如指掌，特別是對AI的相關技術與訊息掌握。如何以此為突破口，進而整合跨領域的疫情世代人才，這是重要的思考點，亦非青年署所能獨扛的重責大任，可能須整合國科會、國發會、數位科技部等，以重新架構出新的發展策略，利用AI科技的優勢創造疫情世代的競爭力。如果AI是台灣下個世代的產業，而疫情世代的強項是網路世界的活動與參與，則前述各部會更應著手規劃公民參與的新模式，形成疫情世代特有的「數位社會資本」。
這些青年的特質是數位素養強、對線上世界的參與感與掌握感更甚與真實世界、對最新數位技術與發展（例如虛擬貨幣、NFT）的了解與運用更甚於上個世代，這是特有的競爭優勢，也是國家應予關注的。
（作者是彰師大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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