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期間，有些議題容易政治化，一旦政治化，常脫離常識常理，難以理喻，淪為口水戰；直到選戰或爭辯的熱度消退，人們偃旗息鼓，但爭議往往未解，且擇期伺機再起，又是一番唇槍舌劍。一位高中教師批評教育部《一○八》課綱高中國文大量刪減文言文，是「無恥課綱」，連日來引發爭議，就是這種例子。
爭議的表面，是當事人對刪減文言文不滿，這不是新鮮事。多年來，國文課程的文言、白話文章比重，有些人常有意見。按教育部說明，《一○八》課綱並未廢棄文言文，文言選文兼顧不同時代、作者、文類，也不乏論品德、修養的文章，且文言文課數的比率為三十五％到四十五％。文、白之爭，一百年前胡適在白話運動時就討論甚多，包括批評「文以載道」、「死文字絕不能產出活文學」；時至今日，國文教學兼顧語文表達應用、人文素養、文學欣賞，幾無庸置疑。
文、白比重之外，加入論戰者還指控課綱「去中國化」，這不僅不符現實，也可笑至極。從常識說，國文課本以中文編寫，這一文字不論稱漢文、華文、中文或國文，基本上都是源自漢文化或所謂中華文化的產物。如今國文教科書選文，不論文、白，都是中文，指其「去中國化」，不是欲加之罪，就是指控者頭殼壞去。
誠然，有如文、白比重，各方對選文內容常見仁見智。這次引起話題的教師以不選顧炎武的〈廉恥〉，學生即不再有機會思考「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進而為課綱戴上「無恥」的帽子。這一指控，過度簡化問題，偏執、聳動有餘，說服力不足，顯然把國文上綱為道德倫理課程，旋招來反諷：即使起顧炎武於地下，或課本納入〈廉恥〉，整體社會亦未必因此「知恥」。
一如常見的爭議，「無恥課綱」一旦政治化，在熱度上升之際，主題就此乖離，理性討論不可得。中國國民黨的韓國瑜指控，「把中華文化的根切斷，下一代要如何教育？要放入什麼文化？」同黨侯友宜跟進：《一○八》課綱傷害台灣競爭力，傳統八德及儒家學說「都是我們的根本」，還要對手賴清德勿製造世代對立，以政黨力量攻擊一位老師。
政治人物加入爭辯，凸顯了台灣的教育文化轉型正義不僅尚未完成，反轉型的勢力還常藉政治力反撲。這次引發爭議的教師不但指控「國文淺碟化」，也抨擊「歷史碎片化、各種學科全面退化」；北一女中今天的一百二十週年也不值得慶祝，那「是殖民統治留下的屈辱印記」。進而，在這些人看來，從編譯館教材到課綱爭議都是民主化之後主政者的政治思想控制，意圖「亡史、毀國、滅文化」。
以事實檢驗，這些論述非但胡說，還有如做賊喊捉賊般強詞奪理。事實是，台灣聚集不同族群，從最早的南島民族、漢人到荷蘭、西班牙、日本統治者，戰後來自中國的軍民，加上近年東南亞新移民，先來後到，都增添了人文基因。從而，南島、漢、西洋、日本都是構成台灣文化的元素。其中，來自中國的漢人最多，漢文化乃為台灣文化的較大部分；但漢元素再大，也沒有整個台灣文化大。同時，以漢文化為主的中國文化既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有人拿「去中國化」來批判台灣追求文化自主的努力，也是說不通的。文化自主旨在確保文化多元、豐富與特色，扭轉中國文化霸凌、強暴其他文化而導致後者式微或滅絕的惡果。從而，台灣文化是主體，中國文化是這個主體的一部分；部分不能取代全部，猶如喧賓不能奪主，是最基本的常識常理。
台灣在二戰之後，黨國當局推動「去台灣化」，教育、歷史、文化、語言、媒體、藝術、時尚，莫不以中國為中心，無一倖免；連許多城市街道也改以中國的地方為名。從國民教育階段起，包括歷史、地理、語言課程，每個學生的腦袋都彷彿被植入中國晶片。如今，「去台灣化」的遺毒未除，反撲勢力猶在，轉型為正常國家社會的工程仍屬未竟大業。
所幸在民主化潮流之下，教育改革有所進展。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最新調查結果，台灣學生閱讀素養為世界第五名；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ICCS）也指出，台灣學生的公民認知成績排名第一。顯然，《一○八》課綱有助學生培養閱讀、思辨、實踐能力。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的話，應是持平之論：課綱要活化，教育有持續改革必要性，台灣教出來的孩子在世界很有競爭力，要對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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