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過世，可能產生類似一九八九胡耀邦過世的衝擊嗎？初步來看，可能性較低。這種預測意味著，中國的控制力，比一九八九更強。如今，習近平擁有比鄧小平更絕對的權力，而且，一年前，胡錦濤才被他公然架離二十大現場。於是，在陰謀論之外，值得思考的是，李克強過世，標誌著什麼樣時代的落幕，以及，什麼樣時代的控場。
鄧小平總設計的改革開放，政左經右是硬道理，胡耀邦、趙紫陽稍有鬆動，便遭罷黜。而後江澤民、胡錦濤，這條路線一往直前。經濟成長，政治壓縮，形成中國的雙重奏。直到二○一二，習近平接班，形勢開始失衡。去年二十大，鄧小平定下的集體領導、兩任十年，遊戲規則完全改變。疫情三年的封控政策，更帶動全面性地回歸毛澤東路線。習迷信東升西降，意圖重寫國際秩序。結果，卻造成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公認的麻煩製造者，美國對中國頻頻出招，從貿易戰、科技戰到地緣爭鋒步步逼近，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市場的地位為之動搖。李克強，正好在中國內部矛盾持續累積之際「離場」。這種節骨眼，避免中國人民「憶甜思苦」，習近平自須防患於未然。
李克強正好在中國內部矛盾持續累積之際「離場」。這種節骨眼，避免中國人民「憶甜思苦」，習近平自須防患於未然。（REUTERS）
習的權力獨裁者化，挑戰不僅來自美中關係丕變。烏俄戰爭、以哈衝突，總體加劇了美中的地緣衝突。去年，迫於民眾自發的白紙運動，習解除封控政策，宣布經濟重開機。然而，時不我予，全球供應鏈已在疫情期間重新調整、外資紛紛擇良木而棲，中國經濟下滑激化社會矛盾，共同富裕的文革風一直吹。習近平告別改革開放，致力尋求突破民主國家的地緣、科技包圍。這位獨裁者另闢蹊徑，準備與民主集團決一死戰。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企圖取代美國的霸權地位，這樣的野心折射在中國內部，則是數位極權統治的不斷強化。於是，當前中國的內部環境，從江、胡的「軟威權主義」，走向習的「硬威權主義」。這似乎預示了，李克強走得不是時候，它的效應很可能只是一塊石頭投入河裡，遍地鮮花未必能結果。
十月九日，習近平對美國兩黨參議員代表團表示：「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十月二十六日，王毅在華府對布林肯說：中美需要對話，不僅應恢復對話，還要深入對話，全面對話，透過對話增進相互了解，減少誤解誤判，不斷尋求擴大共識，開展互利合作。推動兩國關係止跌企穩，儘快回到健康、穩定、永續發展軌道。表面上，北京的姿態比較低了，但華府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從中國的辯證法來看，一是，中國的內部矛盾正在惡化，習近平持續收緊權力，意味著內部維穩大有問題，二是，內部維穩優先，迫使北京必須解除美國的壓力，以免內外交迫情勢失控。面對這種以退為進的欺敵戰術，華府應該自信地看到，近年來對北京的施壓是有效的，要達到目標就要繼續增加力道，切忌心軟手軟前功盡棄。
習近平的「新時代」，實質上是毛澤東的「舊時代」。鄧小平路線，早已成為過去式了，香港便是見證。從集體領導返回定於一尊，中國的西方形象一落千丈，只能跟俄羅斯、伊朗、北韓等互相標榜。孰以致之？習的知識、見識固然有其限制，但更根本的禍源仍是一黨專政的基因。這種基因使然，為了捍衛中共獨攬權力，隨時可以從政左經右返回到自力更生，脫離可以帶動中國全面進步的西方體系。鄧小平帶領中國走出文革廢墟，但政治改革從來不曾提上議程。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當年李克強取代習近平，恐怕也是換湯不換藥，差別主要是鬆緊度。就此而論，負評習近平，正評李克強，不無同情失敗者的成份。而這種同情，也許很快就會在民族主義的喧囂中被淡忘。
六四事件後，老布希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僅止表面，幾未施壓北京進行政治改革。柯林頓，一九九四宣佈中國貿易與人權脫鉤；二○○一，協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直到二○二○，龐皮歐才疾呼：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中共，自由世界將會被中共改變。然而，拜登至今依舊「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於是，一線希望繫於「白紙運動」所代表的市民覺醒，「零九憲章」所代表的知識啟蒙，能不能滙聚成改變的力量。二○一二以來，「一黨專制」走向「一人獨裁」，十四億人卻在國際上乏人同情，這是中國人民自己必須解答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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