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學者赤松要博士在一九三○年代提出雁行經濟理論，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如何追趕先進國家的產業發展路徑，擘劃出當時日本對未來經濟的藍圖與願景。
此理論後來證明也適用於解釋亞洲四小龍與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彼此之間的產業貿易結構關係。
雁行理論的基礎大致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受到政治高度影響的市場需求面，一個則是受到要素，效率與制度比較利益的市場供給面。實際的雁行關係始於二戰結束後，最大的政治因素是馬歇爾主義，歐洲與東亞第一島鏈的經濟秩序受到美國援助而重建，同時美國也開放市場作為出海口。
日本、四小龍在工業生產與國際貿易角色上依照要素與效率比較利益分工，加上發展型政府積極介入產業政策，建立與政府高度協作的產業資本體系，後雖歷經美國在匯率上要求各國升值，但在貿易自由化與生產全球化的基調下，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都加入了這個行列，成為世界工廠。產品漸進式創新的線性供應鏈，在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下，持續往要素低廉的開發中國家移轉，提高其生產總值與工作機會，已開發國家也享受低通膨環境。
上述雁行架構幾經轉變，開創戰後超過半世紀的東亞經濟榮景。然而極權主義在經濟自由主義的滋養下，並未產生民主質變，反而逐步顯現其挑戰民主社會與良善創新等價值的野心。美國重新將中國定位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印太「國家合作關係」因而結構性重大典範移轉，原先的雁群已被打破。
同時，在數位科技主宰的產品與服務發展下，國際產業分工的主宰法則已由韌性與信賴，凌駕規模，效率與成本，中國等極權國家被排除在民主陣營的高科技供應鏈外，揭開「產業合作關係」的典範移轉。而數位科技又對企業內部經營與商業模式產生影響，包括數位轉型、淨零轉型與產品的矩陣創新，帶來了「企業合作關係」的典範移轉。
由於這三種典範移轉同時發生，並且交互影響，我稱呼他為「三位一體」的新雁行架構。在這個新雁行型態中，印太在產業與貿易合作關係會有二元體制，且受到二元國際政治體制的高度影響，也就是我先前在「數位新南向一」系列討論中所談到的DIMEs架構。
究竟印太地區是否會有兩個以上的雁群，這仍待後續系列文章的觀察與探討。但台灣過去在線性供應鏈的傳統雁行發展過程中，不但將規模與效率發揮到極致，同時也掌握了韌性與令人信賴的條件。未來在各種智慧應用產業的新雁行隊伍下，我們可以結合晶片與相關數位科技，挑戰領頭雁的角色，打破過去線性供應鏈由歐美國際品牌擔任領頭雁的壟斷結構。
然而跨越舊到新，唯一不變的關鍵是制度創新，面對這個新的典範移轉，政府能否建構完善的產業生態系統，仍是關鍵。我過去曾提出以「產業棲息地理論」建立穩定的產業生態系統，主張以跨領域企業組成聯合艦隊前進新南向、新東向以及中東歐等國際市場。進入國際新雁行的時代，以個別企業的單打獨鬥已經無法因應訊息萬變的國際市場，這是因為高科技進步使得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間的鏈結變得更加快速，運用台灣優勢產業的最佳方式，就是政府整合跨域企業，創造政治與經濟的內外「雙螺旋效果」。
有關台灣如何在新南向與其他策略性市場深耕布局，我結合一群理念相近的產官學界人士，後續將陸續提出一些可行模式，供社會大眾參考。相信在蔡英文總統八年所打下的產業創新基礎下，台灣已經做好準備，而未來四年更是關鍵，我們將一起打造台灣成為智慧科技島，達成「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台灣世界好」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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