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在《七十年代》編輯部，前排李怡、著名右派林希翎，後排編輯方蘇、金鐘。（作者提供）

◎金 鐘／前開放雜誌總編輯

香港是一個創造神奇的地方，我有幸在那裡度過難忘的歲月，從事傳媒出版工作。見證英國殖民地的終結和共產黨特區的初期管治，也欣賞過形形色色的傳奇人物，包括金庸、費彝民，評論他們非凡的一生。今天面對的是李怡，這位前共產黨的吹鼓手和後來享有高度話語權的評論家，不久前在台北過世，備極哀榮，總統不缺席。他留下一部篇幅浩繁的《失敗者回憶錄》。為自己也為他顯躍的那個時代樹碑立傳。因緣際會，我曾是他描述的眾多事件與人物的見證者與批評者，應在此回憶錄中有所感悟，並剖析受眾費解的洗紅密碼：

一、成與敗？書名缺乏誠意︰

粉絲不理解，這樣大的捧場，何須以「失敗者」自謙？他對失敗的解釋是：「回顧我一生的追求，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又說一個人的成功，勇氣才是他的永恆。承認他「自由論政，成全了可以無愧的漫長人生。」再次肯定自己的成功，卻以一個改造世界的豪傑姿態說失敗。欲蓋彌彰而邏輯混亂，權威的《時代》雜誌辦了一百年，從未以「失敗者」的悲哀，譁眾取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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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生論政，兩種評價︰

失敗者對其一生劃為上下兩半場。上半場辦雜誌一九七○～一九九八，重點在海峽兩岸，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並對台灣民主化發揮作用；下半場進入香港九七後，政界傳媒社會全面淪落，在「蘋果日報」寫評論，對香港年輕一代產生影響……這是通吃兩岸三地的自我肯定，並自詡下半場的價值更高。但他不久前說過：「回顧我的一生最重要也是賦予我生存價值的經歷，就是創辦了《七十年代》月刊。」現在他作了重大修改──另類評價則是一位香港名嘴對我說的：「李怡最善於投靠權貴」（此兄同情我的遭遇，說我「打落牙齒和血吞」）。今天蓋棺論定，權貴者，即中共權力與傳媒大亨，是為兩半場的實質所在。

先說說香港兩大報佔據市場超過八十％，佔領話語權的誘惑不言而喻。失敗者主編論壇版九年，還有其他專欄不計，他張揚張季鸞的辦報宗旨「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指老闆偏重民主黨，冷落勇武派。殊不知正是他自私公行，肇開惡例，利用特權在「蘋果」上連載個人「回憶錄」二百篇。這是無視報章作為大眾喉舌的「公器私用」。而且全書龐雜濫寫，得意忘形。有賣廣告漁利籠絡人緣之嫌。

三、《七十年代》與保釣︰

李怡從一名文藝青年跨足左派文化界，以創辦四年《伴侶》半月刊獲得港共領導重視，一九六七年投入「反英暴動」，做港澳工委直接領導下的「抗暴文宣」。此節避嫌，只說「作為六七暴動的邊緣參與者」，「經歷奮勇、激進、沮喪、幻滅的情緒衝擊……處於徬徨中」。一九七○年二月，創辦《七十年代》月刊，是驕傲起點。「取得左派出版界領導人藍真的同意和支持。」確定了投資人和大公報提供主要的寫手，加上印刷、發行系統的方便，政治意識則定為「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不宣傳中國」。據悉迴避了當時港共內部的文宣方針：「反蘇、反蔣、反托」。（其時國外反文革最力是蘇修、蔣台、托派三家。「托派」原是中共的一個派別，文革中在香港很活躍。）並掩飾親共身份，和金庸明報挑戰文革有雲泥之別。

恰遇一九七○年前後在美國爆發的以台灣留學生為主的保釣運動，雜誌出手予以支持，贏得海外不少讀者和作者，成為雜誌不竭的資源。李怡承認「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更接近中共權力」，結果，「變成親共的統一運動，成為對權力的依附。」──身為總編輯刊登粉飾文革的文稿影響很大。例如翻譯楊振寧和周恩來五小時的談話，「非常有用」，帶領了外國學者專家的訪華潮，然後雜誌再發表他們在大陸被刻意安排的觀感，擴大宣傳。此時之李，已昂然出台充當海外統戰的前線指揮。不止一批赴北京朝聖的旅美留學生都在香港經過他的安排，得以成行（保釣人大批進入聯合國任翻譯，就是周恩來見李我焱的指示）。迎來送往，共享「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他的雜誌被港人譏為香港「梁效」（北京四人幫的寫作班子）。回憶錄辯稱，他在文革後幾年「雖登了不少歌德文章，但沒有主動為文革派張目」。何謂張目？楊振寧在紐約聲嘶力竭吹捧毛澤東和文革精神、趙浩生多篇「批林批孔」文章，算不算張目？（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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