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針對新北一單親媽媽悶死六歲兒的案件，近來由新北地院審理，並有國民法官參與。而合議庭針對辯方所提的免責或減刑之抗辯，皆加以否定，致處十六年五個月徒刑。惟此案認定被告有「完全責任能力」這點，實有探討之餘。
若故意殺人的對象為十八歲以下之兒少，依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一二條第一項，須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就使殺人罪的法定刑，為十五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而此案，雖被告自殺未遂，並留有自白之遺書，卻不屬未發覺犯罪，不符自首得減刑之規定。能決定是否減刑、甚至免責之關鍵，就在行為時，有無完全的責任能力。
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欠缺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者，就屬無責任能力而不罰，若僅是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的減弱，則屬限制責任能力而得減刑。而因法官不具有精神醫學專業，自應委請精神醫師來鑑定精神障礙之有無，至於違法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之有無或減弱與否，則因涉及法律評價，就應由司法者為判斷。
惟此看似相互協力的責任區分，卻於現實面，產生糾結不清的狀態。而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後，能否使精神醫學專家與司法者的權責更清楚，卻也未必。
以此案來說，被告罹憂鬱症，但會否影響其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就為重要爭點。惟面對如此艱澀的法律用語，且在法律解釋乃專屬三位法官的權責下，國民法官能否因此保有完全自主的判斷餘地，就得畫上問號。
其次，精神鑑定不可能如DNA鑑定般準確，就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惟基於減輕國民法官的負擔，再加以被告並無自行委請鑑定之權，國民法官就僅能依賴單一鑑定而無從比較，致陷入專業理解之困境。即便鑑定者出庭陳述，但若國民法官不斷詢問，恐也有失公正第三者之角色，致又得尋求法官之協助。這是否能使國民法官獨立審判，就耐人尋味。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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