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拜登稱中國經濟「麻煩大了」、「這不太好，因為壞傢伙遇到麻煩時就會幹壞事」，新華社反駁：唱衰中國，只會在事實面前反覆碰壁；中國對風險挑戰有清醒的認識，中國宏觀政策工具箱裡仍有足夠的選項。但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也評論說：中國手裡的選項越來越少，中國疫後經濟正陷入嚴重危機，不論在需求面，還是供給面，北京幾乎都無計可施。看衰中國經濟，幾乎是西方共識，外資持續撤離，便是佐證。
碧桂園債務償付逾期、資不抵債等風險，又為中國經濟利空帶來大麻煩。中國經濟前景堪慮，美國不斷帶頭卡脖子，壓力集中於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卡脖子，一則牽制中國在烏俄戰爭偏袒普廷，二則遏阻習近平在台海軍事冒險，三則削弱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能耐與時程。這些都是必要預防，因為壞傢伙遇到麻煩時就會幹壞事。至於中國遇上大麻煩，始作俑者便是自己。二○二○至二○二二，改變世界的三年，來自中國的新冠病毒，重創全球公衛與經濟，當然，中國本身也遭殃。疫後經濟復甦，並不隨習近平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碧桂園債務償付逾期、資不抵債等風險，為中國經濟利空帶來大麻煩。（REUTERS）
鄧小平總設計經濟改革、市場開放、政左經右，乃是因為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革，已將中共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摧毀殆盡，鄧小平必須為這個權力集團重新建立另一個合法性基礎。鄧小平有其智慧，也遇到難得的機會。後冷戰時代，西方朝全球化進軍。中國這個戰勝冷戰的夥伴，成為西方理想的工廠與市場。兩個巴掌拍得響，中國與西方進入一個比尼克森時代更麻吉的階段，連一九八九的六四屠殺也被西方輕放。
於是，二○○○，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二○○一，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化的嘉年華會賓客盡歡，和平紅利讓西方政府、企業樂不可支。中國黨政要員，因此獲得以權謀私的天賜良機，放鬆政治檢查的力道。後鄧小平時代，江澤民、胡錦濤維持改革開放格局。江、胡在位期間，跟鄧小平一樣也沒有政治改革，打壓法輪功且不遺餘力，但中國社會的確比較自由，批評時政某種程度被容許，因為江、胡擁有「經濟建設合法性」基礎。當然，對一黨專政的質疑與挑戰，從鄧、江、胡到習都絕不手軟。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二○一八美中貿易戰、二○二○疫情封控政策，埋下中國經濟下滑的伏筆，習近平改寫改革開放的故事，最後可能讓自己成為悲劇的主角。而二○二二普廷入侵烏克蘭，習近平之前之後都高調凸顯中俄結盟無上限，逐漸被民主世界視為系統性挑戰，各國的「去風險」政策紛紛出籠，全球化走向落幕。可以說，五年來，習近平一步步走向西方的對立面，尤其是「東升西降」執念下的總體作為，令美國感受到霸權遭到挑戰的來勢洶洶。其中，還有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的躍躍欲試，以及在南海、東海的耀武揚威。凡此，促動了美國結合盟友對中國經濟、科技、軍事卡脖子的反擊。加上，近年「天災習禍」層出不窮，連鎖效應不僅是經濟問題，且是改革開放之後重新建立的中共一黨專政合法性基礎，為之動搖。去年二十大，習近平定於一尊，同時迎面而來的是，「經濟建設合法性」基礎之流失。習近平必須面對來自社會底層、廣大群眾的質疑，抗議防疫封控的白紙運動只是一個起點，天然災害受害民眾因國家、地方經濟能力銳減而無法受到充分救援、照顧、賠償的星星之火，還不知道會引爆成什麼規模的燎原之勢。
形勢變化，逼得習近平改變權力策略，從「經濟建設合法性」，退縮回到毛澤東時代，擁抱「意識形態合法性」。新冠疫情以來，習近平施政的「文革化」徵兆越來越多，七月一日實施的「反間諜法」，鼓勵人民舉報可疑人物，「反間防諜需要全社會動員」，以及，被通緝港人的在港家屬遭牽連，在在令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日前，倫敦紅磚巷的「自由塗鴉區」，牆上的塗鴉藝術家的作品，一夜之間被全部刷白，噴印「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標語。來自中國的作者稱：他是「用社會主義的構建方式，來反殖民西方的虛假自由」。而那些白底紅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宣示了相反的價值內涵，洋溢著文革式的不知所云。當文革風都吹到英國，更可以確定中國未來的主旋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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