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競爭，新冠疫情，烏俄戰爭，地緣政治瞬息萬變，維持現狀就是落伍。二○二四，有人甚至主張從現狀倒退，在已逝的中國與美歐夥伴關係上刻舟求劍。這就考驗著台灣的頭家，當越來越多人淡忘李登輝之際，有沒有更多的人站在他的肩上、超越他的視野，令吾土吾民早日抵達理想的願景。（資料照）
日本前首相、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率團訪台，特地前往五指山公墓弔唁前總統李登輝。在此之前，七月中旬，安倍晉三遺孀安倍昭惠訪台，亦代表先夫實現遺願赴同址弔唁。而七月底，國史館舉辦李登輝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在此之前，該館館長陳儀深在一場演講指出：李氏推動民主化過程，事後來看，很多都是台獨的基礎工程。不過，執政時與卸任後，他的主張與行動也有變化，兩者不宜混為一談。不變的是，包括台日緊密連結的台灣安全宏觀戰略，安倍、麻生都是見證人。
上述學術討論會中，有學者指出：一九八八年三月李氏稱：本人雖然在台灣出生，但我也是中國人，對於若干人有關台獨的論點與主張，本人堅決反對。到了二○○三年三月，李氏表示：應該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應該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李氏的一位幕僚認為：當下他可能真的這樣認為，後來隨著時間變化與時俱進。不同觀點提醒我們，李氏的認知、主張，並非一成不變，要注意到他的進化過程。事實上，他對「九二共識」的態度也前後有別。「我是不是我的我」，頗足以註解他總在前進中自我重新定義的政治性格。
一九八八，李氏在虎口中繼任總統、接下黨權，但外來權貴不甘臣服。當時，李氏有其戰略定力，不挑戰對手國家認同、轉型正義。也可以說，他在這個階段在這方面尚未充分啟蒙。他的攻擊主力，放在民主化，釋放「主權在民」的能量，包括結合在野、民間的改革主張，由此對弈黨內的外來權貴。一九九○，國是會議，便是傑作之一。裡應外合，拉升了李氏黨內競爭的制高點，最後大體清理了戰場。可惜，國民黨本土化工程，失敗收場。
李氏擺脫挑戰者，定於立院全面改選（一九九二）、總統直接民選（一九九六）之寧靜行軍。這些主要是民主化、人民力量的昂揚，其次才有後續的國家認同、轉型正義之跟進。後遺症則是，增修條文式修憲，徒增憲法本文所無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兩岸關係條例也創造了「國家統一前」、「台灣地區」、「大陸地區」等術語，徒增統獨糾葛。直到一九九四，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李氏一方面稱「儘管同是漢民族，但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才是」，一方面又稱「日本政府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應指波茨坦宣言、開羅宣言）。因應首次總統直選，李氏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認同台灣卻並未脫鉤中國文明、中國文化，甚至要擔當「新中原」的角色。
一九九六大選勝出，國發會朝野共議國事，接班問題亦迎面而來。李登輝站在頂峰，卻限於地緣制約難有大作為，而連宋之爭搬上檯面。影響深遠者，當年九月李氏宣示「戒急用忍」政策，拖延了兩岸經濟融合，保住台灣經濟命脈。一九九七，憲法增修「精省」，去除大中國框架。宋楚瑜，四年民選省長任滿挑戰連戰，形成二○○○大選連宋扁三腳督，迎來首次政黨輪替。此前，一九九九年七月，接受德國之聲訪談，李氏拋出「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如今回顧，他的重點應是「互不隸屬」的「兩岸關係」，並沒有走到「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國家定位」。但由於北京的預防性張揚，影響華府負面解讀，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至於二○○○之後，一介平民的李登輝，既可能有順應民意潮流的本能反應，也可能有預防扁、馬政治清算考量，二○○一年八月成立之台聯，他扮演重要的精神領袖。李氏把自己執政十二年的過往，親自增刪修訂指向「國家正常化」之鞏固與深化。儘管如此，他並非全然是師心自用。結合個人顧慮與台灣安全，讓自己的政治遺產開創出典範式的歷史定位，可謂這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的「曲線前進」。當扁、馬、英政府如走馬燈，地緣動態朝有利台灣方向變化，「民主先生」為台灣策劃的路線，顯得比別人走得更遠。至少，民主台灣已繞過開發獨裁、一黨專政的陷阱。
民主台灣，不需要再造神。台灣的「國家正常化」，不能永遠停滯在「李登輝典範」。美中競爭，新冠疫情，烏俄戰爭，地緣政治瞬息萬變，維持現狀就是落伍。二○二四，有人甚至主張從現狀倒退，在已逝的中國與美歐夥伴關係上刻舟求劍。這就考驗著台灣的頭家，當越來越多人淡忘李氏之際，有沒有更多的人站在他的肩上、超越他的視野，令吾土吾民早日抵達理想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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