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鋕雄
國寶雕刻家朱銘因久病厭世輕生，這是近年來傅達仁安樂死事件後，另一件名人自行終結生命的事件。如果連這些資源豐富的名人，都無法獲得醫師協助尊嚴死的權利，那麼一般人的處境更是可想而知。
關於合法化醫師協助死亡的權利，反對意見主要有二：一、使某些病人因此被家屬拋棄，或者不願拖累家屬而自願死亡；二、違反某些宗教信念。這兩種意見在法理上都很難站得住腳。
首先，各國的安樂死法律，都是要有醫師等其他專業人員扮演中立第三者進行評估，並非完全遵照病人或家屬的意志。從朱銘和傅達仁的例子，可知不對醫師協助死亡進行管制，其結果就是病人在痛苦中自殺，這並非比較好的結果。我們並非是在「安樂死／不安樂死」之間選擇，而是在「嚴謹的安樂死／病人自殺」之間作選擇。至於宗教信念的差異，必須強調「政教分離」是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宗教不可作為否定民眾對生命決定權的依據。政府是人民組成的，政府若要限制民眾對自己生命的決定權，應該要由政府負舉證義務，並受憲法審查標準的約束。
世界各國已愈來愈多國家將尊嚴死的權利合法化。許多對於執法上缺失或偏差的疑慮，可以參考各國法制加以回應。在人類壽命逐漸延長、「久病」成為高齡化社會普遍現象，政府又不可能保障充份的安寧照護資源時，我們不應迴避安樂死議題，而應透過社會溝通與辯論，盡快立法合法化此權利。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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