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宜展
近日，因投資虛擬貨幣，而遭詐騙積蓄，頓失困境之新聞，屢見不鮮，總讓人覺得檢警在面對新興犯罪下，其偵查量能，力有未逮，然虛擬貨幣發展之初，係採取無政府主義，其偵查自有其困境。
首先，針對虛擬貨幣的實務偵查，筆者認為分成三種，第一種是以投資虛擬貨幣作為口號而募款之犯行，此等犯罪雖然吸金數量亦為龐大，然大多均未真正實行其投資計畫，該種犯罪依詐欺及銀行法等罪責論處，即為已足，不與贅述。
第二種是利用虛擬貨幣管道，作為先前犯罪後，隱匿不法所得及洗錢之手段，是犯罪後如何沒收及追徵之問題，畢竟當犯罪所得金額達上億時，使被害人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求償，實益甚微，涉及犯罪偵查時，如何追緝該熱錢包及搜索、扣押冷錢包等技術上之問題，而目前警方已與交易所建立起調閱資料管道，而不論是對於熱錢包之金流追緝、冷錢包及私鑰之扣押，警方業已建立一定之搜扣流程及科技偵查能力。若單純想沒收該不法所得，亦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可以對第三人為沒收，當然如何證明第三是非善意第三人，或該人在國外時，如何進行調查後沒收，亦有困難。是以，我們終究只能對我們所能控制的，即虛擬貨幣平臺之經營者或個人媒介者，作出管制，此即衍生第三種問題，對該等虛擬貨幣平臺業者及個人幣商之行政或刑罰控制。
實務上，警方更常移送者，往往不是幣安、幣托等虛擬或幣平臺業者，而是大量個人幣商之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但本質上該個人幣商之行為，與上開平臺業者間，有何不同呢？於是檢察官亦只能撰出書面上之形式理由，作出不起訴處分，浪費大量的檢警資源後，依然沒有辦法解決核心問題。
誠然，不管只是賺取手續費或是對對虛擬貨幣低買及高賣之行為，是需要管制的，不論是管制方式是否為先行政後刑罰之方式，但若沒有任何管制之規則或條文存在，就很難認為該人具有故意或未必故意，然而由何單位進行管制，卻是棘手之問題，如果比照銀行管制，則業者或個人應提出大量之存款準備金，如果要比照證券進行管制，政府機關需確保虛擬貨幣之交割及結算，若再發生FTX事件，恐怕會有大量投資者，湧進立院或法院，要求政府機關賠償。是以，能針對虛擬貨幣特性、評估管制之風險，比照各國實務，對管制之鬆緊度作出規範，即屬重要。
現下，可考慮規範虛擬貨幣經營之人，除依法備查外，對交易者應進行嚴格實名制之認定。然筆者也並非認為，如規範電商般之實名制認定，即可解決虛擬貨幣偵查困難之問題，蓋歷年警方移送實名制對象，有時是該帳號之出名人，有時是該行動電話申辦人，有時是綁定銀行帳戶之人，莫衷一是，檢方也非每次都必然起訴。只是在政府監管情形下，檢察官至少有機會對於虛擬貨幣偵查困境，有所突破罷了。
（作者為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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