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萃文
隨著役期即將延長帶來的官兵管教問題，加上近日又發生陸軍上校收取賄款簽投降承諾書敗壞軍紀案，輿論關注是否應回復已被凍結十年的軍事審判。
自民國一○二年發生洪仲丘事件，由於偵辦程序引發爭議，在民粹及部分法律學者強大壓力下，同年八月六日立法院火速三讀通過修正「軍事審判法」第一條、第三十四條和第二三七條，徹底凍結「平時」軍事審判，將軍事審判全部移回司法體系。僅有在「戰時」才會恢復軍事審判制度。同時，將軍事檢察權移交法務部，對於具體發生在軍中的弊案，平時與軍中毫無關聯之檢察官能否獲得軍方支持協助偵查，軍方是否會以「軍事機密」為由，隱蔽或誤導檢察官的偵查都是一大問題。
隨著役期即將延長帶來的官兵管教問題，加上近日又發生陸軍上校收取賄款簽投降承諾書敗壞軍紀案，輿論關注是否應回復已被凍結十年的軍事審判。（資料照）
軍法制度對部隊管理及軍紀維護有極大助益，亦發揮了安定軍心、維護人權的力量，卻背負審判不獨立的原罪。前大法官，亦是軍事憲法權威陳新民教授即認為，軍事犯罪的偵查，是否應由軍事檢察體制或一般檢察體制來偵辦，利弊互有。但只要將有罪與否與刑度高低的決定權，交由國家一般司法體制的法院來掌握，即可最大幅度保障司法正義與軍中人權。至於軍事檢察體制，若仍劃歸在國防部之下，則可以收到與體制相容的好處。簡言之，因為軍事檢察官皆在國防體系任職，瞭解軍中文化與事務特性，從而在遇有違法犯紀行使檢察權時，就庭期安排、證人傳喚及軍事安全因素的羈押等，能有更符合部隊實需的妥適安排與作為，亦可獲致軍隊的全力配合。
此外，軍隊既是一大家庭，尤其是戰鬥部隊及基層連隊，官兵生活與值勤都在一起，摩擦難免。依現制一有違法犯紀行為，均全數移交檢察官偵辦，恐讓基層部隊主官（管）疲於應付。故有必要修法賦予部隊長官「微罪不舉」的特權，例如在屬於輕罪方面的鬥毆、侮辱、非嚴重與未造成後果的抗命等，都應修法賦予長官擁有不移送檢察官的權限，而代以其他懲罰措施，以維部隊管理。
我國刑事法長期模仿德國，部分學者希望將德國刑事審判制度全盤移植到我國，認為這才能保障軍人人權。惟德國身為世界第三大工業國，其周圍亦無敵國環繞，而台灣卻單獨面對世界軍力第二強大的中共政權，情勢無法類比。
綜上，由於戰時軍人違犯陸海空軍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仍歸軍事審判，益證軍法人員已具備公正獨立審判，實踐公平正義的能力；期望立法者能一併思考適度恢復軍事審判，諸如：恢復一個審級軍事院檢，或恢復軍事檢察體系，以維持部隊軍紀管理，進而確保軍隊戰力，都是可以斟酌的具體構想。
（作者現任大學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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