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上週五訪問中國，成為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邁向終身領導制後，第一位往訪的西方國家領袖，此行廣受矚目，備受爭議。僅從形式看，即顯示蕭茲中國行的異常：他只停留十一小時，被戲稱「北京一日遊」；與習近平的會面「零接觸」，並未握手，且隔長桌以保持「安全距離」；與李克強的會後記者會不開放提問；隨訪的商家巨賈與外界隔離，機場除儀隊歡迎外，空無一人，連簽約亮相或集體合照的場面都省去。
當事人顯然有某種程度的自我感覺良好。蕭茲返國後與美國總統拜登通話，強調他向中國提到反對俄羅斯在烏克蘭動用核武，也呼籲保護新疆少數族群的權利，並表明「關於台灣現狀的任何改變都須是和平的，或是雙邊同意的」；換言之，他辯稱「不虛此行」，尤其反對俄國動用核武就已「值回票價」。
中國顯然把蕭茲此行視為重大勝利。外交上，蕭茲在中共二十大落幕不久即往訪，中國官方以此認定西方國家仍信任中國，中國沒有被孤立，且賦予習終身領袖地位的國際正當性。他附和「反對脫鉤」、「反對搞陣營對抗」等中國論調，被視為走「戰略自主」的路。從而，中國把此行宣傳為「反美之行」，希望其他歐盟大國跟進，「對中國更友好」。經濟安全上，蕭茲行前獨排眾議，同意中國國營中遠集團購買德國最大的漢堡港貨櫃碼頭二十四．九％股權，讓中國進一步掌控德國關鍵基本建設和技術；中國已掌有威廉港（Wilhelmshaven）股份、德國鐵路公司移動網路，並併購了德國最大機器人公司庫卡（Kuka）。
蕭茲顯然想走政經分離的路，希望在普遍對中國抱持不信任態度的國際環境中，與中國繼續經貿接觸，並維持外交溝通對話管道。持平地說，與先前的德國總理相較，他此行表現並非最一廂情願的。德國與中國一九七二年建交以來，他是第六位訪問中國的總理：在任十六年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去了十二次；柯爾（Helmut Kohl）見過鄧小平，被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六度訪中，從未提及人權問題，遭批評「道德有缺」。
不過，蕭茲的「北京一日遊」，仍是在極具爭議的情況進行。時機不對是其一。習近平剛完成終身制儀式，且向毛澤東的獨裁及共產意識形態治國推進，蕭茲未與歐美盟國協調而前去，法國總統馬克宏也反對，這是把短期商業利益置於戰略大局和歐盟團結之上，且發出錯誤訊息。背離民意是其二。民調顯示，德國公眾對中國不信任的比率達八十四％，信任者僅九％，近三分之二認為中國對世界安全構成威脅，多達一半德國人認為應減少與中國經貿合作，另有近七成民眾認定讓中國參股漢堡港口是錯誤的。此外，德國正因能源高度依賴俄國而付出代價，減少對中國經貿依賴也舉國關注，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哈貝克（Robert Habeck）明言，「對中國的天真已結束」；從而，蕭茲此行在他的執政聯盟內部也有異議。
蕭茲此行，從表面看，的確獲得若干商業利益，德國BNT疫苗可有條件賣進中國，空中巴士取得一百七十億美元訂單，汽車、化學、金融等大公司也期盼繼續投資以帶動市場，但政經分離的盤算未必如意。德中兩國建交五十年來，德國對中國長期貿易順差去年底逆轉，逆差且正逐漸明顯，許多德國企業如今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非出口商機。在與中國經貿往來多年後，如今近半德國工商業嚴重依賴中國，梅克爾親北京的模式無以為繼，民意、產業、政治界大都希望改變經濟依賴中國的錯誤方向；蕭茲執意訪中，有如被若干大企業牽著鼻子走，爭議性更大。
事實上，德中建交以來，歷任總理所實行的，幾乎都建立在「透過貿易促成改變」（Wandel durch Handel）的假設之上，從布蘭德（Willy Brandt）總理以降，一廂情願試圖以經貿開放，讓中蘇兩國融入世界經濟，促進民主法治。與同時期的美國尼克森、「中國的老朋友」季辛吉一樣，寄望以經貿改變中國政治，其結果有如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一針見血指出，都促成中國經濟崛起，招來地緣政治重大威脅，是「愚蠢的交往政策，替自己製造勁敵」。
現實上，蕭茲對習近平提到俄國、新疆人權和台灣，但聽者藐藐，中國過去連南海非軍事化、香港「五十年不變」等承諾都公然背棄，蕭茲之言不啻對牛彈琴，反而給了中國內外宣的機會，短視近利，徒為德國調整中國政策自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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