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瑞恩（Ryan Hass）
在八月份的一次考察訪問行程中，我有幸與台灣的多位領袖人物和重要智囊會面。我在這次訪問中不只一次聽到的主題之一，就是美國和中國交惡對台灣有利。
乍聽之下，我對這個論點頗有同感。畢竟，美國領導者越過台灣領導者，直接與北京談判的不堪紀錄班班可考。例如，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將台灣歸還給中國。一九七二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訪問中國，讓台灣領導者為之震驚。一九七九年，卡特（Jimmy Carter）總統片面決定與北京實現關係正常化，並撤銷對台北的承認。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也在沒有獲得台灣領導者支持的情況下，與北京就未來減少對台軍售協商發表一份公報。換句話說，美國兩黨領袖都以犧牲台灣為代價，追求與中國往來的利益。
不過，重要的是這些前例都發生在台灣的民主轉型之前。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美國領導者普遍認知到，台灣的民選政府是台灣利益的最佳裁判者，在美國的政策做出任何可能影響台灣安全的改變時，都必須徵求他們的意見。此外，美國官員在與中國領導者就台灣議題進行高層對話的前後，也已經建立與台灣官員私下磋商的慣例。
即使如此，還是有一種情結似乎揮之不去，認為台灣是美中關係惡化的受益者。這個論點值得好好推敲。
中美關係與台灣密切關連。（法新社）
一方面，台灣的領導者可能認為，當華盛頓和北京關係緊張時，美國和中國在台灣議題上達成諒解的可能性就會降低。當美國認為台灣站在自由世界的最前線，理應給予支持以維護其獨立自主和民主體制時，台灣領導者可能也會因此信心大增。
另一方面，我們目前應該不必擔心，美國和中國會在未經台北同意的情況之下，就台灣議題達成某些協議。為了從北京獲得利益而犧牲台灣的利益，在美國並未獲得任何有意義的支持。
相較於尼克森之前的任何一位領導者，拜登總統更勇於表態力挺台灣。美國國會和民間對台灣的支持也非常堅定，就像對中國的觀感也極為負面一樣。
美中關係目前正在急遽下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任何對美國可能損害台灣利益的疑慮，都應該被一掃而空，就像之前兩次雙方關係降至谷底一樣。美中關係第一次破裂，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韓戰和隨後的中國國內動盪更使其進一步加劇。第二次破裂，則是在天安門大屠殺和冷戰結束之後。美中關係經歷的這兩次低谷，都持續了很多年。這次可能也不會不同。
況且，歷史紀錄表明，兩岸關係和美台關係不是美中關係的衍生品。正如我在別的地方說過的，美中關係惡化並未轉化為美台關係的提升，反之亦然。例如，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和一九九○年代初期，美中關係低迷並沒有為美台關係創造出意外收穫。關鍵在於美國、中國和台灣的關係中，每一組雙邊關係的運作都有各自的邏輯，並且受到各自對優先事項和關注重點的認知所驅動。
如果美中關係變得如此緊張，以至於每一件事都變成對大國意志的考驗，台灣也將面臨風險。當台灣被視為美國和中國發生衝突的核心引爆點時，它的安全也會變得更不穩定，導致每一次行動都成為衡量一方或另一方勝利或挫敗的防線。
台灣愈是被捲入成為大國較勁的核心引爆點，台北就會面臨更大的壓力，必須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站。美國已經要求台灣限制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世人對台灣與其他生產尖端半導體的先進民主國家（例如南韓、日本和美國）結盟的期許也愈來愈高。中國則敦促台灣企業朝相反的方向發展。
美中關係惡化還可能為台灣領導者帶來內部政治壓力，迫使他們在主權相關議題上採取象徵性的措施，因為他們以為華盛頓並不太在意來自北京方面的反彈。這可能是一種誤判。與北京的關係劍拔弩張，並不會減損美國對其視為破壞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行動的反對。
基於這些現實條件，更精確的結論可能是，當美中關係不太熱也不太冷時，台灣的利益可以獲得最佳保障。一個持久的、可預測的美中關係，可以為美國和台灣深化實質關係開拓空間。也可以降低其他國家加強與台灣關係的風險，而不必擔心被捲入日益加劇的軍事化對抗。最後，台灣愈是融入全球經濟的組織結構，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建立穩固的關係，就愈能更好地維護其獨立自主和民主的生活方式。
星期專論何瑞恩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麥可．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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