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韓國國會修正通過刑事訴訟法與檢察廳法，大幅縮減檢察權，除貪腐與經濟犯罪，其他刑事案件的偵查權下放給警察機關，引起是否為總統文在寅下台的準備，檢察體系更揚言要提憲法訴訟。無論如何，就台灣來說，是否也該把偵查權下放至警察呢？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二八條第一項，偵查主體是檢察官非警察。反應於具體狀況，即是警察在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前須先得檢察官許可，亦須向檢察官聲請傳喚與拘提票，甚至在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的場合，即便是屬最重本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易科罰金或告訴乃論等之輕罪，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但書，也必須得檢察官同意後，才能加以釋放。凡此皆可看出我國的偵查結構，是以檢察權來制衡警察權的濫用。
惟真正擔起第一線犯罪調查者，絕對是司法警察而非檢察官，故於大多數案件裡，必是由警察調查完畢後，再移送給檢察官來偵查與起訴，甚至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三一條之一第一項，檢察官對警察移送案件，仍可以調查未完備發回續查，就使現實運作與法規範有所落差。又若考量犯罪調查，具有專業與設備優勢者，絕對是警察機關而非檢察署下，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司法警察為輔助機關的結構，是否必須改變，就一直是刑事司法長久以來的重要議題。
而在不可能將偵查權全面下放給警察下，常被提及的改革，即是學習日本的雙偵查主體，即司法警察為第一線偵查主體、檢察官則處於補充性的第二線偵查，並讓警察擁有微罪處分權。而某些犯罪，如貪瀆或經濟犯罪，因涉及高度的法律專業，就仍由檢察官負責，甚至在日本處於都會區的地檢署，還有所謂特搜部的設立，以來集中資源為訴追。
惟如此改革，雖不若韓國此次修法激進，卻也會引來檢察體系的反彈。尤其在警察擁有偵查權後，所有令狀的聲請，肯定會跳過檢察官，則處於被動、消極的法官，能否有效抑制權力濫用，就值得深思。同時在警察擁有微罪處分權下，如去年松山分局之亂，未以現行犯逮捕，更想在事後和解的荒謬情境，如何為防止，更是必須檢討的重要課題。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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