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明倫
近日主要政治議題，除了地方選舉與直轄市升格以外，似乎很少人提出遷都的思考。事實上，台北在1900年日本人開始規劃「台北市區城內計畫」迄今已經120年，這個規劃設計不僅老舊，也且也無法因應新時代的國家發展需要，應該趁著直轄市升格的機會，重新思考我國是否應該建立副首都，為國家的百年發展從長計議。
目前我國的重要政府機關都在總統府中心的方圓五公里內。在日治時期這樣的規劃有其道理，因為日治時期的交通便利性與統治即時性考量，這樣的規劃可以增加行政與統治效率。但這個思考在二戰時期就立刻出現嚴重缺陷，美軍只要集中轟炸方圓五公里處，即可有效摧毀統治中樞。這些辦公廳舍，很多是日治時期的古蹟，不僅維護成本高昂，而且空間狹小不敷使用。這樣的首都規劃不僅過時，而且潛藏國安危機。
在現今的時代發展需要下，我國中央機關應該做不同的思考與策略布局。例如，為何台中與高雄的捷運系統發展如此遲緩？因為沒有重要的中央機構設在這兩座城市。如果立法院或是行政院設在這兩城市其中一座，我想這兩個城市的捷運網應該早就完成了，而不是單薄的十字線。
此外，很多的政府機構是否非要在台北不可？其實大可不必。例如，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就不一定要在台北，這些機構在哪個直轄市基本上都不會影響到它的職能運作。如果仍要維持台北形式上的首都，則總統府與總統官邸就必須要重新思考其區位，新的總統府與官邸可以參考韓國青瓦台的設計，既有隱密性又有安全性。目前我國總統官邸沒有安全縱深與維安困難，已經是陳年話題，民主化之後歷經多任總統均懸而未決，對國家均非好事。
搬遷之後的總統府與中央機關舊址，很多是日治時期的古蹟，這些未來都是極佳的城市博物館館址。相信這樣的台北市不僅具有古蹟維護、國家安全與永續發展等多元的意義，也有利於台灣下一個百年的國家發展。
（作者任教於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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