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景弘
隔五十七年，東京主辦兩次夏季奧運，兩次都反映日本與台灣的國運，和在亞太地區的新角色。
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象徵日本完成戰後經濟重建，以政經分離口號，展現打開國際市場，進入中國的企圖心，但琉球還在美國託管之下。兩蔣統治的台灣，外有盟邦外交轉向的壓力，內有台大教授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內外交迫，一片愁雲慘霧。
台灣以「中華民國」的旗號參加一九六四東京奧運，抱鴨蛋而歸，而拒絕參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選在東奧期間試爆核彈，徹底打破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黨國臉上無光！
二○二○東京奧運受武漢疫疾威脅延後一年，仍淪為有比賽無觀眾的冷場，但這次東京奧運標誌日本決心承擔維護地區和平的角色。它建軍不只為自衛，還要維護集體安全；日本安全與台灣相連結。
兩次東京奧運之間，世局鉅變，美、日本都先後承認中共政權；冷戰結束，蘇聯瓦解；琉球交還日本；而在兩蔣辭世後，台灣完成民主化，堅持自己獨立主權身份，與中國一邊一國。
所謂崛起的中國，對內極權，對外霸權，它不但未扮演穩定局勢的責任，還直接挑戰以法律為基礎的戰後秩序，更隱匿武漢疫疾，不負國際責任，造成全球經濟與人命的重大損失，引起普遍疑忌。
日本深受中國威脅，在美國支持下，承擔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角色，與美、英、澳、法協同在南海及東海軍演及海上自由航行，並加深與台灣的合作，以行動維護舊金山和約規範的戰後現狀。
在這種新局勢下，台灣兒女以尚未正名，但有異於中國的旗幟與名號，參加東京奧運，NHK和美、韓國際媒體，坦誠直呼「台灣隊」，這象徵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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